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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往事】明朝西枝江畔的“花腰蜂”等山贼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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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24 20: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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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前后,归善县陈田陶钧坑(即陶今坑)一带发现有银矿矿脉。由于开矿有利可图,长乐、程乡等地的流民纷纷聚集于此,未经官府许可而私下盗采银矿。


  矿工出身的伍端,此时已经凭借其胆力与威望成为矿徒中的重要头目。他聚众争夺矿利,与其他采矿势力互相攻杀,彼此之间争斗不休。其后矿脉逐渐枯竭,矿徒们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来源,既无法继续采掘,也难以返回原籍谋生。


  在这种情势下,伍端便率领部众啸聚深山,占据大安峒(今海丰赤石大安一带)构筑营寨,自立一方,并因其声势与作风而号称“花腰蜂”。同时,他又与盘踞松坑的温七结为同盟,两股势力彼此呼应,互为犄角,共同对抗官府围剿并争夺地方控制权。


  伍端部众的主体,多为失去生计的矿工、流民以及破产山民。这些人原本就长期从事繁重劳动,熟悉山地环境,因而在随伍端入山之后,很快适应了岭南山区的复杂地形,尤其擅长山地作战。


  他们凭借对山势、林莽和路径的熟悉,能够灵活进退,在崇山峻岭之间与官军及地方武装周旋。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海丰、归善、长乐三县交界的山区,即今惠东白盆珠水库区及海丰、紫金交界一带。


  这一地区山高林密,行政管辖本就薄弱,加之各县之间地界犬牙交错,更便于其往来转移和据险自守。


  鼎盛时期,伍端部众一度发展到上万人,建立大小营寨数十处,声势极为浩大。他们不仅劫掠乡村、攻围堡寨,而且截断惠州与潮州之间的交通道路,使往来商旅和公文传递受到严重威胁。更有甚者,花腰蜂还与当时侵扰沿海的倭寇互通消息,彼此声援,形成内山外海、此呼彼应的态势。


  《海丰县志》记载了这一带数十个山贼巢穴的情形,而花腰蜂所部正是其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

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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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9-24 20: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时代背景


  明朝自正德年间(1506—1521)起,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带开放银矿开采之后,各地豪强势力闻风而动,纷纷聚集于此,各占一方矿区,企图从中谋取巨额利润。


  朝廷见开矿获利甚丰,便陆续加征矿税,有时还以种种名目查封矿井,致使矿业经营变得极不稳定。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采矿者不仅难以获得预期收益,甚至连矿工的基本工钱也时常无法发放。许多矿工因此生计断绝,被逼无奈之下揭竿而起,四处流荡,转而劫掠无辜百姓。


  三省交界的山区由此日渐混乱,几乎陷入暗无天日的境地。又因这一带山高路险,各县地界犬牙交错、归属不明,地方官府也难以深入插手控制。久而久之,这片三地交界的山区逐渐形成了各路土匪、豪强割据一方、称霸作乱的“三不管”地带。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又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民众赖以为生的出海之路被彻底断绝。为了谋求生路,许多人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加入土匪队伍,有的甚至与海上倭寇相互勾结,共同作乱。沿海一带走私、抢劫、杀人越货等事件层出不穷,民众与官府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


  这些沿海匪众又与“三不管”地带的山中土匪自然连成一气,海上倭寇势力也得以趁机向内地渗透。于是,倭寇与土匪沆瀣一气,相互配合,攻城掠地,荼毒百姓,使沿海及周边地区民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广东潮州、惠州一带所受祸害尤为惨烈。


  惠州地处东江、西江交汇之地,坐拥两江之利,沿江山峰对峙,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历代以来,这里常有贫民因不堪压迫而聚众举事,动乱波及范围极广。向东可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向北延及河源、龙川,向西到达博罗,向南则波及海丰、归善,甚至连东莞等地也无不遭受其害,其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匪群势力不断扩展,逐渐坐大,气焰日益嚣张。他们公然敢于与官府对抗,肆意挖掘他人坟墓,劫掠钱财,强行霸占百姓田土,淫辱良家妇女,烧毁房屋,破坏田地,几乎无恶不作,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


  据当时东江一带的贼众情况来看,其主要头目包括孙大德、陈松山、龙迪、李乌蛇、诸世和、谢飞虎、李南山、张明宙、谢前墩、刘蓝村、吴竹池、叶丹楼、苏继相、叶万、叶千、萧兰卿、赖时清、叶景实、李元立、杨子亮、李竹山、丘宗尧、鲍时秀等人。


  而西江一带的贼首则有花腰蜂、陈世安、宁五、温七、蓝辛、甘秀松、叶兰馨、陈继余、朱元聚、谢君选、陈伦、林汝吉、张前池、卢子盛、李元冲、李三、黄子瑞、刀世兴、林金、曾惟贤、叶景清等人。

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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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9-24 20:13:0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从方逢时著作中了解花腰蜂事件


在明朝嘉靖末年,惠州境内贼乱频仍,各地山寇此起彼伏,为害地方。其中,盘据西枝江一带的“花腰蜂”山贼势力尤为突出。据方逢时著作《大隐楼集·卷十六·杂著·书平惠州花贼事》原书记载:西江当时有山贼花腰蜂伍端,以及盘踞松坑的贼首温七,两股势力合拥部众达万余人。


他们占据白马碗窑(今为白盆珠镇属)一带,长期据险作乱,前后历时十余年。官府曾多次发兵进讨,但屡遭挫败,始终未能将其剿除。其后,官府转而倡行招抚之策,然而这一举措非但未能约束二贼,反而使其更加放肆,对官府毫无忌惮之心。他们自称“听招之民”,名义上归顺,实则继续横行地方。


官府既已行招抚之名,便不再轻意发兵征剿,以致地方民众见附贼者日益增多,纷纷投靠其麾下,贼势愈发坐大。方逢时当时与两广都御史张臬共同负责平定倭患并剿灭山贼花腰蜂、叶丹楼等,其著作《大隐楼集·卷十六·杂着·书平惠州花贼事》原书对此事记载甚为明确,下文即附录相关内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有张琏者,本为广东饶平县乌石村人,早年曾在公家服役。后因事与人发生冲突,竟将族长殴打致死。他惧怕官府追究、依律问斩,遂选择亡命出逃,并趁机聚集亡命之徒,纠众作乱,与当时活动于当地的贼首郑八、萧雪峰等人结为朋党,彼此声援,共同对抗官府。


其后郑八身死,张琏与萧雪峰便各自分领郑八旧部,分头扩张势力。在诸股力量之中,又以张琏所部发展最为迅速,实力也最为强盛。当地知县林丛槐见其势渐大,却心存畏怯,隐匿贼情而不据实上报。


等到张琏势力已经十分猖獗、难以掩藏时,林丛槐又试图自行前往贼巢进行招抚,结果反被张琏扣留。此一事件不仅未能平息事态,反而使贼众气焰更加嚣张。


张琏随后与程乡贼林朝曦、惠来贼黄启荐等人相互勾结,形成犄角之势,彼此策应。他率部四处流动作乱,纵兵劫掠汀州、漳州、延平、建宁以及江西的宁都、连城、瑞金等广大地区,先后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等城,致使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为之骚动,地方官府疲于应对。不仅如此,张琏还经常与从潮州等地登陆进犯的海上倭寇联合行动,协同作乱,使沿海与内地的祸患相互交织,形势更加复杂难制。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五月,张琏在饶平的柏嵩关正式称帝,建立国号“飞龙”,改元“造历”。他自号“飞龙人主”,并分封手下数名亲信,各自占据一方为王。张琏等人自设官府衙门,委任官员,开科取士,署置各级职官,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统治体系。


他以乌石埔修筑皇城作为大本营,又将张巷田建成所谓“朱城黄屋”,充当其宫殿。在宫殿周围,依山势环列修筑了数百个小寨,用以屯驻部众、拱卫核心区域。与此同时,张琏还在和平、饶平和大埔等三县交界的山区组织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以充作军饷,维持长期割据。


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兴宁、长乐、南靖等地。由于张琏所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在当时看来较为合理,能够给依附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利益分配,因此前来投靠依附的人越来越多,势力也随之进一步膨胀。


明朝杨起元修撰的《惠州府志》(1595年版)卷二“郡事记”中有明确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一月,惠州境内的土匪头目伍端、叶景青、赖時清等人,见张琏称帝建制、势力迅速膨胀,便纷纷仿效其做法,各自拉拢人马、建立队伍,占据山头,割据一方,公然与官府分庭抗礼。


东江、西江等地的土匪受此风气鼓动,行为更加疯狂,不断攻城掠府,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杀戮黎民百姓,致使整个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民不聊生。当地百姓长期处在惊恐不安之中,日夜盼望朝廷能够发兵进剿,早日平定匪患。


然而土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明朝官兵在地方上的兵力却明显薄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难以正面对抗。


官府的官员们在计议后认为:“山贼窃发,或因事激变,或衣食所逼,论罪不可胜诛,原情亦有可恕。若一概穷兵,恐伤和气,令行招抚,以安反侧。”


意思是说,山中贼寇之所以起事,有的是因为受到某些事情刺激而激起变故,有的则是为衣食所迫,如果严格追究罪责,恐怕难以尽数诛灭,而推究其情由,也未必没有可以宽恕之处。倘若一味使用武力穷追猛打,恐怕反而有伤和气,不如推行招抚之策,以安抚那些心存反复之人。


于是,官府便改变原来进剿的方针,转而以招抚为主。各地方官府也同样因为自身力量弱小,无力与匪众长期对抗,因此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也无一不是“有司缩肭,主抚而已”,即各级官吏大多畏缩怯懦,只求通过招抚了事。


这样的招抚政策,对土匪而言无异于增添了一把保护伞。即便他们万一被官兵围困或者一时被打败,只需要假意表示接受招安,便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正式官兵。


此后,他们可以安然享受朝廷拨发的粮饷,与地方官府混成一片,表面上似乎已经归顺,实际上依然可以照旧鱼肉百姓、盘剥乡里。百姓的处境因此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到了无处申诉的地步。


土匪的气焰不仅没有因招抚而有所收敛,反而更为高涨,行为也更加变本加厉,愈发张狂。民心由此更加惶恐慌乱,倭寇与土匪共同造成的祸乱不但没有被平定,其为害反而更加炽烈。


嘉靖四十年(1561年),张琏所建立的“飞龙帝国”势力发展极为迅速,经过此前数年的经营与扩张,此时已经羽翼丰满,具备了大规模对外攻掠的能力。


张琏亲自统率飞龙军,分兵三路同时出击福建、广东、江西和浙江四省,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飞龙军所到之处,攻势凌厉,先后攻陷城池数十处,一时间声势大振。


其兵力也由原来的十万人陡然之间扩展至二十万人之多,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威震闽、粤、赣三省,令地方官府莫敢与之争锋。


这一局面极大地震撼了大明朝廷。这个原本由土匪势力横空出世、逐步演变而成的“飞龙帝国”,成为当时对明朝东南统治秩序威胁最大的一股力量。


如此严重的变局,使一向深居内廷、原本只求安逸享乐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也因此事而变得有些寝食不安,不得不开始正视东南地方的剧烈动荡。


同年十月,广东惠州、潮州二地的土匪以及活动于沿海的海上倭寇也不甘落后,乘着张琏作乱、官府无暇兼顾的时机,相互联合,同时发起大规模叛乱。匪首黄启荐率领数万土匪,沿途洗劫海丰、碣石、归善等地,一路烧杀抢掠,攻破甲子门巡检司,并杀死朝廷官员百户长魏祚。这一系列公然对抗朝廷的暴行,使地方治安几乎完全崩溃。


然而,面对如此猖獗的匪患,懦弱的朝廷却仍然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进剿措施,反而继续下诏推行招抚之策,要求“抚按官督兵扑剿,其胁从人等随宜招抚”,即一面督促地方官员领兵进剿,一面对被胁迫参与的人众根据情况随时进行招抚。


倭寇与土匪见官府如此懦弱无能,因而更加猖狂,气焰愈发嚣张,行为也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接连毁城掠地,杀害官兵,劫掠仓库监狱,攻袭巡检机构,并且在各地四处绑架勒索,无恶不作,致使百姓叫苦连天,生活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土匪的此类行径曾有过极为具体的描述,他写道:“凡山海之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豕圈马阑,或尽屠而干其肉。”也就是说,无论是盘踞山中的盗匪,还是出没海上的贼寇,都首先以掳掠人口作为主要手段,借此向家属勒索金银、索取赎金,并立下票据、约定赎回期限。


一旦期限已过而赎金未至,这些匪徒便对被抓之人施以残酷拷打,甚至使用火烧、铁钳等酷刑,手段极其狠毒。有的人质被直接投入猪圈马厩之中,遭受非人的凌辱与折磨;更有甚者,竟将整户之人尽数屠戮,还将尸体割肉晾干,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整个广东地区在倭寇与土匪的反复摧残之下,陷入一片暗无天日的惨状,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地方社会几乎失去了基本秩序。然而面对如此深重的祸乱,朝廷却始终拿不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应对办法,既无力彻底清剿,也难以真正安抚,只能任由匪患蔓延滋长。


朝中重臣张居正目睹广东局势日益糜烂,不禁哀叹道:“朝中已无广东矣!”这一声叹息,既道出了当政者对广东大局几乎失控的无奈,也反映出明王朝在地方治理和军事应对上的严重衰弱。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张琏实际可以控制的区域已经扩展到了粤东、闽西等广大地区,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与那些组织松散、行动自由、仅为蝇头小利而四处抢掠的倭匪相比,张琏所建立的“飞龙帝国”显然更具野心,其队伍纪律严明,组织架构也似模似样,形成了一套较为有序的指挥和统辖体系。


借当时东南一带局势混乱之机,张琏迅速扩展实力,不断兼并周边大小势力,逐步壮大自身,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盘踞地方、自成一体的“国中之国”,对明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时正值严蒿执政,朝廷政治腐败,地方官兵涣散懦弱,战斗力低下。朝廷虽然多次对各地土匪组织征剿,但每次到最后往往都以招抚告终,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清除匪患。


这样的做法不但不能根绝祸乱,反而使土匪多了一层保障。他们深知即便作恶之后遭到官兵追剿,也有机会通过接受招安而脱身,因此更加有恃无恐,行为愈发疯狂,作恶也更加肆无忌惮。


结果是,地方社会不但没有因为官府的处置而得到安宁,反而越抚越乱,匪患愈演愈烈,当地黎民百姓陷入深重苦难,痛不欲生。


就在这一年,徐阶借机扳倒严蒿,升任首辅执掌朝政。随着徐阶的上台,朝廷风气为之一振,以往那种怯懦退让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变。


徐阶主政后,着力整顿吏治和兵治,试图扭转长期以来地方治理混乱、军事力量废弛的糟糕局面。他不仅在政治上推行一系列刷新官吏作风、革除积弊的措施,使腐烂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同时对各级官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期增强地方和军队的执行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原先在朝中担任工部郎中的方逢时被突然任命为广东兵备副使,负责整顿和调度广东一省的兵力,并配合福建、江西两省的军事力量,对为害最为严重的广东一带倭匪展开打击。


此后不久,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地集中力量打击倭匪,朝廷又批准了南赣都御史陆稳的请求,在惠州设立抗击倭匪的指挥中心——伸威道。方逢时被委任为伸威道副使,承担起全线联络与指挥抗击倭匪的重要职责,成为当时广东一带主持平定倭匪事务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倭匪非常猖獗,仅在潮州的海上倭寇就有二万人之多。地方上,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飞龙帝国”。惠潮二州的伍端、温七、叶茂(叶丹楼)、蓝松三等土匪也常常乘官府不备,偷偷出来打游击,残害鱼肉百娃。他们屡抚屡叛,也时合时分,互相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活动于潮州沿海的海上倭寇集结万余人,进犯惠潮一带的黄岗、大澳等地。倭寇登陆之后,立即在沿海地区大肆劫掠,来势十分凶猛,地方百姓猝不及防,短时间内便遭受了严重损失。


倭寇沿着海岸向内陆推进,不久就已经侵入金锡都一带,而金锡都正位于海丰境内,形势愈发危急。


就在此时,与伍端素有矛盾的同党徐某,见倭寇势大,便乘机率领手下三百人投靠倭寇。徐某为了借助倭寇之手打击伍端,主动向倭寇献计说:“地方穷矣!汝虽掠,无所得。此有花贼者甚富,汝若攻之,子女金帛惟汝之有。”意思是说,这一带地方已经十分穷困,即使继续抢掠,也得不到多少财物。但有一个外号叫作“花贼”的人却非常富有,如果前去攻打他,那么他所拥有的子女、金银、布帛等一切财物,都可以归倭寇所有。徐某以此引诱倭寇向伍端发起攻击。


伍端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非常害怕。他担心明朝官兵与海上倭寇会同时对自己形成夹击,使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为了自保,伍端便主动派人携带厚礼前往倭寇营中,以“美女二人,马十匹,银二百两”送给倭寇,借此与倭寇结交修好,并相约合兵,以暂时缓解来自海上倭寇的威胁。


同年二月,方逢时刚到惠州出任伸威道副使的第三天,山中的土匪花腰蜂便趁机出来进攻塗村。这伙土匪在塗村一带杀死并劫掠了六七百人,手段十分残忍,随后又窜至刻字陂、朱佛岭、平山驿(今惠东平山)等地继续流窜作恶。面对如此猖獗的匪祸,当地官员竟然没有能力组织有效抵抗,只能眼看着土匪肆意横行。


方逢时到任后,见贼匪势力十分强大,行为无法无天,地方武力难以正面应对,因此决定放弃单纯依靠强攻的做法,转而运用谋略,筹划彻底剿灭这帮贼匪,以消除长期存在的隐患。


到了夏天,明朝方面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布置。由两广都御史张臬亲自指挥,广东总兵刘显、南赣总兵俞大猷等抗倭实力战将共同参与,集合精兵二十万人,分兵六路,对张琏展开大规模围剿。


在官兵的强力进攻下,张琏的“飞龙帝国”很快被击败,残部溃逃至海上,转而沦为海寇。据说,张琏后来又离散聚合部众于海外,夺占三佛齐岛(今苏门答腊),自立为国王,占据了旧港、柔佛、马六甲等地,在当地垦殖为渔,号称番舶长,漳州人、泉州人以及海外华裔移民纷纷依附于他。


方逢时在张臬击败张琏之后,认为应当趁此有利时机,顺便剿灭同样为害地方的伍端、温七等土匪。张臬本来也有此意,便回答说:“此余志也。”


于是率领部众回到惠州,立即着手对伍端、温七实施围剿。参将谢敕所部作为中军,从西枝江方向进军,迫近明溪(今多祝明溪)后待命;参将梁高、指挥王诏率兵从平政(今惠东稔山)直接进入大安峒(今海丰辖)剿匪;照磨曾尚仁则率领乡兵守候在牛牯迳。各路兵马分头布防,准备将伍端包围剿灭。


然而狡猾的伍端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和密探提供的情报,竟然反向穿过牛牯迳,成功突破了包围圈。随后,伍端又偷偷袭击了守在牛牯迳的曾尚仁部队,而这支部队主要由乡兵组成,战斗力最弱,很快便遭到重创。


紧接着,伍端人马胆大包天地打着曾尚仁部队的旗号,来到中军谢敕部队驻地。中军部队误以为是曾尚仁的乡兵到来,因此没有加以防备。当伍端的人马接近时,突然发起攻击,谢敕的中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十分惨重。连参将谢敕本人也在混战中被石头击中头部,身负重伤,幸而保住一命。


另一路指挥吴学颜、阎常、经历郭文通等率领部队围剿温七,却发现温七早已在碗窑与伍端会合。官兵这次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战果,反而损兵折将。


看似散漫、缺乏严密组织的伍端和温七,实际上充分利用了熟悉地形的优势,擅长穿插灵活、来去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明朝官兵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行踪和动向,竟然比张琏还要难以对付。张臬因此大怒,传令江西、福建方面,联合兵力继续征剿。


方逢时见伍端、温七所部如同山中游蛇一般神出鬼没,远比张琏更加狡猾。与此同时,方逢时也从密探那里得知伍端、温七受到海上倭寇逼迫,准备联合作乱的消息。


他分析认为:“山贼不足忧,所患者倭也。”也就是说,盘踞山中的土匪并不值得过分担忧,真正最令人忧虑的是来自海上的倭寇。


因此,他决定先设法稳住土匪,同时根除地方土匪势力,使流动作战的海上倭寇在陆地上失去接应和立足之地。同时,为了防止倭匪相互联合,必须使用离间计,将海上倭寇与地方土匪分离开来,再实施各个击破,这样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打击倭匪。


方逢时决定将伍端、温七等围困在山中,不让他们有机会与海上倭寇会合。


他挑选了十三支千户精锐官兵,分布在土匪与各乡之间交通的必经路线上,专门搜寻与土匪有关系的人,并切断土匪获取情报和物资补给的渠道。


不久之后,官兵便抓获冯裁缝等数人,以及张姓者四五人,并且截获弓矢、马货、布帛等一批重要物资。没过几天,土匪的供给路线就基本被彻底断绝。


伍端、温七顿时惊慌失措,他们意识到官府这一次是动了真格,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招抚敷衍了事。于是,他们便将人马集中起来,不再轻易外出作乱,并且派人前往官府,主动请求招安归顺。


当时明朝各地兵力本来就严重不足,潮州一带的倭患又十分严重。方逢时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伍端的人马前去抵抗倭寇。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使倭寇与地方土匪之间互相敌对,从此不再轻易联合;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抗倭之机消耗伍端、温七的兵力,以便日后能够较为容易地制服他们。


方逢时谋划已定,于是对伍端、温七下发文书,准备实施这一策略。“汝既向化,余复何疑?大兵为倭而来,汝若效顺,可以精锐从征,立功自赎。”方逢时以此表明,既然伍端、温七等人已经表示愿意归顺朝廷,自己便不再心存疑虑;朝廷大军此次前来,目标本是为了征剿倭寇,如果二人真心效顺,就应当率领所部精锐随军出征,通过抗倭的实际行动来立功赎罪,以洗刷此前屡次反叛的罪责。


表面上看,这既是对伍端、温七的一种安抚和信任,也是一种明确的约束和考验,要求他们在归顺之后必须参与抗倭,以实际的功劳抵偿旧日之罪。


伍端、温七二匪虽然表面上满口承诺,连连应允,似乎愿意听从调遣、共同抗倭,但暗地里却各有打算,并非真心实意归附朝廷,仍然另有图谋。


方逢时见伍端、温七仍在犹豫考虑,意志摇摆不定,始终没有表现出坚决抗倭的态度,便决定利用伍端与已经投降海上倭寇的徐某之间存在嫌隙的情况,投其所好,进一步离间其内部关系。


于是,方逢时又特意对伍端下了一道文书,其中说:“汝党有徐某者,往倭中诱倭攻,汝知之乎?汝既为我用,我示汝知,汝其善为备。”意思是告诉伍端,他的部众之中有一个叫徐某的人,已经前往倭寇那里,企图引诱倭寇前来进攻,问伍端是否知晓此事;并说既然伍端已经为朝廷所用,自己便特意将这一消息告知于他,希望他妥善加以防备。


伍端得到这份文书后,大为高兴,甚至带着几分感激说道:“非公抚我,何以得此?”在他看来,若不是方逢时有意安抚和信任自己,自己又怎么可能得到如此重要的内情。于是,伍端当即声言一定要杀掉徐某,以报此仇。


方逢时用这一纸文书,不仅进一步拉近了与伍端的关系,也使伍端与徐某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从而达到了分化匪众的目的。


与此同时,方逢时也在马不停蹄地对海上倭寇施展离间计,力图使海上倭寇不再与伍端、温七互相联手、彼此呼应。


为此,他故意写了三封文书,分别写给他的同僚与下属,即海道刘存德、巡道徐甫、知府张冕。在这些文书中,方逢时佯装透露出一项重要信息,声称伍端已经被朝廷成功招抚,并且愿意派出三千兵力,与明朝官兵一同抗击倭寇;至于此前伍端送交给倭寇的美女、金银、马匹等物,其实并非真心投靠,而是用来蒙蔽倭寇、博取倭寇信任的一种手段。


文书中还提到,徐某已经假装投降到倭寇之中,其真实目的在于探查倭寇的内情和虚实,等到合适的时机,便可内外呼应,配合官兵对倭寇发起有力打击。同时,方逢时在文书中还命令海道、巡道、知府等三个方面提前准备好部队,随时见机行事,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迅速投入战斗。这些内容表面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军情部署,实际上却是方逢时精心设计的反间之策。


文书写好之后,方逢时委托海丰叶丞故意在送信途中让倭寇将文书截获。叶丞依照安排,将这三封文书与其他文书数件一并装入黄袱包裹之中,派出两名壮丁负责送信。


当这两名壮丁经过倭寇营地所在的金锡都时,故意让倭寇看见行踪。倭寇发现之后,立刻追赶上来。两名壮丁又故意装作被吓得惊慌失措,在慌乱之中将包裹丢弃,致使包裹被倭寇顺利抢去。倭寇打开包袱后,看到其中的公文,不仅没有怀疑,反而非常高兴。


他们被文书中的假消息完全迷惑,信以为真,认为伍端确已归顺朝廷,并且要与官兵联合对倭寇发起进攻,而徐某则是朝廷安插在自己内部的内应。于是,倭寇在震怒和恐惧之下,竟将徐某等三百人当即处死,造成了一场内部清洗和严重误杀。


此后,因为害怕官军与伍端等已经归顺的匪众联合起来对自己发起进攻,倭寇不敢继续久留金锡都,只得连夜逃回潮州境内的角江。这一退,便使倭寇远去惠州三百余里,原先对惠州一带形成的直接威胁也随之大为缓解。


方逢时仅凭三封文书,既未调动大军,也未直接与倭寇交战,便轻易地使万余名倭寇惊慌失措,亡命奔逃三百里之远。如此以计谋屈人之兵、不战而退敌的战例,实在可以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城楼上从容焚香弹琴、仅携两名童子便轻飘飘地惊退曹魏司马懿大军的“空城计”相媲美,因而被后人称为“相机行事”的典范。


伍端、温七其实还在暗中悄悄派遣密探前往长乐(今五华),紧急向叶茂(叶丹楼)请求发兵救援。叶丹楼及其部众闻讯后慌忙从长乐赶来增援,行至半路时,突生变故,事有凑巧,竟在路上正面遭遇了惊慌逃窜的倭寇。


当时天色已经黑沉,视线模糊,双方都误以为对方是明朝派来的官军,于是在黑夜之中相互厮杀起来。经过这场混战,双方均损失惨重,两败俱伤。


叶丹楼见援救无望,只得率领残部折返长乐,行至横陂一带时,为了弥补此前受到的损失,竟疯狂劫掠通衢及长乐城外,沿途杀死杀伤众多无辜百姓,以致血流成河,场面极为凄惨。


方逢时得知情况后非常愤怒,决心亲自前往长乐处置叶丹楼及其部众。他先派经历郭文通带兵在城外斩杀叶丹楼部下七十余人,随后亲自率兵将盘踞在横陂的叶丹楼团团围困。叶丹楼被逼至绝境,不得不请求归降。


方逢时见此情形,遂将计就计,顺势将其招抚,并准备把叶丹楼与伍端的人马一并收编,用来以匪抗倭。伍端、温七见救援之兵或逃或降,顿时惊慌失措,获救的希望彻底破灭,知道大势已去,不得已只能表示真心请求招抚。


方逢时早已查明邀请叶丹楼前来救援的人正是温七,便决定利用此事分化伍端与温七的势力。他不失时机地向伍端提出了“与我温七,即汝抚”的苛刻条件。伍端此时被官兵围困深山,进退无路,已无任何选择余地,只能被迫接受这一招抚条件。


次日,伍端便不得不将温七及其几个心腹一同交出。方逢时随即将温七及其心腹,连同此前被捕获的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的五个密探,一并处决。


伍端手下部众约有万人,方逢时从中挑选精锐人员两千人,编入俞大猷队伍,听从俞大猷调遣差使,督促他们前往潮州围剿倭寇。正如方逢时所言:“伍端用之为兵,一则以贼攻贼,兵法所贵。一则惠潮地方,可无流毒之患。”此举既削减了地方匪患,又增强了抗倭兵力,可谓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妙计。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五月七日,海上倭寇万余人侵犯潮惠地区,来势汹汹,地方告急。方逢时闻讯后迅速部署,紧急调遣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兵三万,同时命参将王诏、门崇文、阳克明等三人各自统率所部官兵三万,合计六万大军由惠州进发,奔赴海丰一带抗击倭寇。


福建方面,则有戚继光部队据守要隘,严密布防,与广东方面的官军形成呼应之势,配合作战。


方逢时还将其此前已招抚的各方土匪编入官兵队伍,令其与伍端所部一同行动,共同以匪抗倭。伍端曾受倭寇逼迫,此时率领五百精锐士卒充当前锋,心中怀着复仇的强烈意愿,作战格外英勇卖力,一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


此次战役,先在水神山沟与敌军交战,随后又战于海丰大德港,官军连战连捷,倭寇大败溃散,被擒获斩首者达三千八百余人,其余倭寇争相奔逃下海,大多落水覆没,几乎全军覆灭。


为了防止伍端、叶茂等土匪日后乘机再度作乱,危害地方安宁,在倭寇被歼灭之后,守备王诏以报功受赏为理由,设计引诱伍端前来,暗中埋伏精兵将其擒拿,随即处决,同时解散花腰蜂的全部余党。


至此,为祸西江一带的贼寇得以彻底平靖。随后方逢时昭告所有曾遭受贼寇之苦的地方百姓,百姓听闻捷报,喜极而泣,纷纷大声叫好。


方逢时借助抗倭之名,巧妙地离间贼与倭的关系,使山贼与倭寇不仅未能联手作乱,反而被引导以贼抗倭,最终倭寇与贼匪一并剿灭,真可谓“一箭双雕”。这正是方逢时运用兵法中“不战以屈人之兵,上上也”思想的体现,意思是不通过直接战斗就能使敌人屈服的手段,是最为上乘的战争手段。


《孙子兵法》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最次伐兵,最下攻城。”意即最优良的军事指挥官所采用的最上乘战术,应以谋略为第一,通过外交手段瓦解敌人次之,直接出兵交战再次之,而强攻城池则最为下策。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最大的胜利,最佳的途径就是无须通过战斗,便可使敌人屈服,从而达成战略目标。


花腰蜂等贼被剿灭之后,仍有叶丹楼等万人贼匪横行一时,气焰颇为嚣张。方逢时针对叶丹楼部流动性强、出没无常的特点,决定先行招抚,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然而叶丹楼匪性难改,受抚之后依然继续作恶,扰害地方。方逢时审时度势,断定此人不可姑息,遂下定决心彻底铲除叶丹楼这股匪患。


七月中旬,方逢时返回惠州,檄令叶丹楼带领三千人为先锋,同时命经历郭文通带兵一千人前往贼巢会合,表面上等待抗倭指令,实则打入巢穴作为内应。


十九日,方逢时密令参将王诏统领三万官兵进攻叶丹楼,郭文通在贼巢之内起而响应,内外夹击,斩杀一千五百余人。贼众不支,叶丹楼慌忙带领残部六千余人逃窜,退至南岭(今紫金)。


南岭乃是宋人文天祥屯兵与元兵交战之故地,地势极为险要,不可仓促攻取。贼众退入山中者尚有四千余人,据守险隘,负隅顽抗。


方逢时探明此山共有七条小路可供出入,遂命人将这七处山路两边的大树尽行砍倒,堵截封路,又派遣大兵扼守各处要冲,将叶丹楼所部围困于山上。


同时调集各处千百长所率乡兵,斩木垒石,进一步断绝小路,使贼众困守山中,粮食断绝。贼中无食,困急出战,却屡屡不能得手。方逢时又派遣密探潜入山中,打入土匪内部,扰乱叶丹楼的军心,使其部众离心。


八月二十九日,叶丹楼军中一名过去曾在官府做过差役之人,在密探的引领下,偷偷下山会见方逢时。方逢时发给他“免死牌”,命其返回军中策动。不久,叶丹楼即为部下捉拿交出,叶丹楼之乱从此彻底平息。


海上倭寇经过这一系列战事,不仅损失大半,元气大伤,张琏、伍端、叶丹楼等主要匪首亦被彻底歼灭。而且海上倭寇与陆上土匪,因方逢时施行离间之计,相互之间或小心提防,或彻底崩裂,原有的勾结之势瓦解殆尽。


倭匪由明目张胆地公开为非作歹,转入暗中偷偷作乱,倭匪之患从此不再那般猖獗。此后,朝廷官兵对残余倭匪的剿灭便较为得心应手,倭匪之患也不再是朝廷首要关注的重心所在。


方逢时因平定倭寇、山贼之功而受到朝廷重用,被派往北方,担当更为重大的责任,去对付所向无敌、随时可能覆灭明朝的蒙古最凶悍部族鞑靼部(首领俺答),详见“俺答封贡”事件。潮惠百姓闻知方逢时将要离去,“士民遮留,哭声震天”,富绅感念其恩德,纷纷积极为他建立生祠供奉。

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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