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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1 13: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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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东京之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胡氏不幸在香港和其他人士一起被日军拘捕,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其时在港的只有次子胡山,日占领期间,一直陪伴他。据其回忆,1942年1月25日胡氏被释放,172 之后不久,日方用轰炸机送他到日本,以熟悉其地。回港后,立场不变,对胡山说,“不管在谁的统治下,中国人一定要忠于祖国。”173 日军准许他继续住在别墅,但未经批准,不得出外过宿。174 1943年7月17日,在东条住宅,胡氏向他提及被软禁之事,175 指的该是此事。
东条英机因太平洋战争失利,而又深陷中国战场,遂生怀柔之计。从1943年5月至7月间,他到东南亚各地,176 访询同谋者和汉奸,筹划在同年11月5至6日,于东京商讨缓和抗日情绪,巩固既得成果,解决民生和战争物资缺乏问题。胡氏回忆说,“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供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军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馀之量,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平粜,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可活无数饿殍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于当局。六月间,复来港,……”177 邀请胡氏到东京,商量从缅甸运米量到香港、大陆,解决民生困境。东条的确找对人,可见其情报之准确。当时的香港,因战乱内地大量难民涌人,“自1931年至1938年,香港人口至少增长了50%,而同期住房增长仅为8%。”1930年夏,就有一万三千人流落街头。178 香港崇正难民会,成立施米办事处,来领米的难民,“第一周就有一万余人,第二周增至二万佘人,不久又增至三万佘人。”179 难民愈来愈多,米是不够分的。
在东京东条住宅,两人见过面后,寒暄几句,胡氏就对东条直说大陆“支那民生非常困难” (由日本人记录,胡氏是否用支那这个具有污辱性的字眼,就不得而知)。东条回答说,那跟正在扩大的战争有关,并表示“忧虑”。接着说,“久闻大名,深知阁下所抱之心志,故特邀阁下来京商谈有关具体问题”。东条认为“日支之间的战争原本就是兄弟阋墙之争。”要结束中日战争,重庆政府必须不做。英美的走卒”,跟随日本对抗英美,解放东亚各民族。他强调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各民族各得其所。帝国对支那新政策的基调亦即源出于此。”他有意“首先考虑,尽一切手段解决支那的民生问题”,来达到促使重庆政府“反省”。胡氏回应说,“南洋华侨了解帝国的真意,对此表示感谢。”接着表示其不完全接受“依恃日本的力量支撑的”汪政权,虽然“就其当前政治而论,似尚有值得考虑之处。”尤其对“上海的财界人追求金钱,南京的政治人也追求金钱,而广东政府又任人唯亲”,以致弄得“民生极度困苦”,还需要他来“救助”,大感不满。胡氏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充分体现出日本的真意。”
东条对胡氏之批评加以辩解之后,把话题转回到运米之事,他说,“我认为,为了确保大东亚十亿民众的生活,必须设法善用之。我于此处发现了阁下的使命,想请您努力为之。”接着他提出了邀请胡氏到京的真正目的。他说,“目前日本正处在战争之中,需要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很想借助阁下之力将以上物资从内地运出,日本无偿地以缅甸剩馀的大米作为交换代价,以物易物。”谈完条件之后,他又转换到带有威吓性的话题,以恐吓的口气说道,“对于南洋华侨,帝国的政策永远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协助,如果华侨与帝国为敌,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当前最大的大事,一是支那民众的复苏,一是利导南洋华侨。此两点乃贵国民众之大问题。” (注:东条视华侨为中国民众的一部分)。胡氏回应说,。华侨最富有爱国心,”反英美和抗日,均源于此爱国心。同样的道理,华侨亦以爱国心去理解帝国的真意。他建议,“我想如能释放现在被扣留的有力华侨中良善者,加以教育训练使其理解日本之真意,必有充分可利用之价值。”(这是在威胁之下讲给东条听的。纪录的思路前后不联惯,可能有缺漏。)他以黄种支持黄种的立场,认为“极有必要解救这些华侨。”至于如何“教育”和“利用。,并无提到。但从他在1943年11月22日出版的《全闽新日报》上,为澄清东京之行,登载(何事赴东京>一文,得知他究竟要如何如何。该文的第二项,关于释放“有力华侨中良善者”有这样的阐述:“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佘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人,为国民天职,日本人以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曾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爱护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勖其将来为东亚努力,至各地华侨产业,向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180
明显的是,东条以谈商运粮为名,把胡氏诱骗到京,威吓他就范。从对答中,可看出胡氏是个硬汉,他从来不向威吓低头,这次脚软了,恐怕是他生平第一次。胡氏在港,除了卖虎标良药,行善,就是替日本人运粮。根据康吉夫从各老前辈知情人口中,得悉当他被软禁在半岛酒店时,日方强迫他出来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氏是以只懂得做生意,不懂得政治,加以推辞,既然如此,日本人就叫他去运军粮。181 东京之行,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想到他却中了计。东条用恐吓逼迫他做两件事:私自替日方偷运军事物资,和促使华侨支持东南亚共荣圈。胡氏对后者,以“解救”爱国华侨为名,从同是黄种立场出发,以因为爱国而抗日相同之心,实现“各个民族各得其所”的“真意”,在“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口气下,表示赞同。如果他不“媚敌”,后果必不堪设想。东条对胡的回答,觉得含糊,就接着说,“希望通过阁下的努力,使一千二百万华侨协助大东亚战争达到目的”后,胡氏才作了肯定的答复。
至于运米交换钨等物资,胡氏认为“首先需要考虑根本原则问题”,即是日本停止“进攻重庆”,否则“即使运来缅甸大米,亦无法解决民生问题”。一旦停止进攻,“如形势得以缓和”,他将全力进行易物之事。换句话说,两国实现和平之后,共同抵抗英美时,胡氏将以亲善大使,进行拉线,搞易物之事。胡氏对东条易物建议的理解,似乎是停留在国与国的层次上。东条回答,强调除非蒋痛改前非,否则不停止进攻,说他并没有请胡氏“作中间媒介与蒋联络的考虑”,他“只想诉诸”胡氏的“慈善之心”,私运物资而已。从这些对话,可见胡氏之胆量和机智。
东条要求胡氏帮助私运战争物资,不是事出无因。其实根据曾担任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报道室主任,直接负责蒋汪之间的联络和交通以及通讯工作的杨蔚云之揭露,国民党高层人物,一直都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日汪保持接触。诸如配合剿共,以物资交流之名,做走私生意。182 既然如此,日方急切需要的战争物资,也可以走私的罢!胡氏帮日方运粮,既能把米从黑道控制的广州湾运到香港,183 走私战争物资,岂能办不到。
胡氏说办不到,因为这件事与中日国势有关联,加上英美问题,“会遇诸多障碍,难题诸多。再者,恐怕要重庆方面立即转变也很不易。”胡氏不干,是因为关系到“根本原则问题”。换句话说,他不要搞走私,卖国的勾当。
接着下来的谈话,胡氏是从“根本原则”出发,婉转拒绝私运战争物资。尽管东条一再强调日中战争的性质,与日英美的不同:谓前者是兄弟之争,并指责因蒋顽固,日方与重庆实难言和。胡氏觉得在日方“尚未釆取现行政策以前,支那与英美携手亦有其不得已之理由。”他为蒋说项,并建议“为蒋开一进路,蒋目前进路已被堵绝。”他始终认为,“阁下虽把与重庆的和平以及支那民众的生活救济分为两个问题,但在今天,本人却认为这二者实为一个问题。”
胡氏希望能通过唤醒民众,促使蒋汪双方,共同解决这个“二者实为一”的问题。东条听了,很不耐烦地,以断然的语气说,“但目前帝国全面支持汪政权,没有必要再与阁下议论此根本问题”,就这样结束了两人的争论。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因此,还是请阁下坦率地谈一谈如何解救支那民众于水火涂炭的具体方案。”胡氏的答案是:“在两国都不再受障碍”时,并建议回国后,“与对方(指蒋方)试行商谈,以期实现此举”。明显的是,双方都摆明立场。东条不改变全面支撑汪政权,要以武力逼蒋换边,联合敌抗英美,同时要胡氏私下偷运钨等战争物资。胡氏仍旧坚持私运办不到,待两国和平协商后再说。
东条很不耐烦地应笞,“予绝无拜托阁下与重庆方面商谈之意。迄今所谈之意亦然。此点尚请千万不要误会。”他觉得胡氏还不清楚他的意图,接着说,“如阁下已了解予之真意,欲来日本,我方亦将予以充分考虑”。
商谈的结果是,东条允许胡氏,从缅甸运粮,并给予协助。但当胡氏提到他还被软禁之事时,东条只答应“通知该地当局,令其给与方便”。并且答应提供方便,如果他要去“会见上海经济界人士”。1943年,他去了上海几趟,会见汪精卫。究竟做了些什么,则不得而知,至今笔者还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很明显,胡氏是被逼媚敌,从对话中,可看出他以“出卖”南洋华侨的代价,来换取不出卖中国。即使在“出卖”华侨的时候,也强调是以爱中国之心而抗日,也以爱中国之心爱东亚,表示爱国立场不变。
胡氏固然答应了东条要去“教育”和“利用”南洋华侨,究竟做了多少,限于资料不足,暂且加上句号。经商者,总有一套变通之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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