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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1 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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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氏思想
胡文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本经营者的家庭,他曾在那儿读了四年的书。胡氏是个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虽然他出生在一个父母皆信佛的家庭,但却不相信宗教宿命论和迷信之类。他指出人们之所以陷入迷信,是因为有过度的欲望而求於神,所以他只对佛教哲理有兴趣。他也提及因果报应,实际上谈的是互为因果的哲理。胡氏曾经坦白地面告香港虚云老和尚,他无礼佛的习惯。他与佛之缘,是因父母信佛的关系。有趣的是,他辞世时,“遗体遵佛教荼毗。”
胡氏不信神 是位具有人定胜天强烈信念的企业家。这与他在永定读了四年书,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有关。他奉行儒家的基本做人价值观,以佛家行善为怀,把父亲悬壶济世的善行,结合企业的发展需要,施诸于四海。他说,“窃念先父生前笃信佛,故鄙人一体先君慈悲救世之旨,以为立志基础,一本忠孝仁义,以为行事方针。”他对忠的理解,就是忠于国家为先,爱国不落人后。他对孝的理解,从狭义的孝顺父母,扩大到广义的社会救济,如捐建养老院,资助年老贫侨回大陆,甚至施棺木。他对仁的理解,是从孟子的“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出发,建医院、接生院、资助救伤队、红十字会之类。他对义的理解,就是他应该对社会国家负一定的责任,他说:“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
胡文虎终身致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资助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和蒋介石北伐,以企业救国的抱负,支持训政建设,计划在闽西和广东扩展铁路,补助孙氏全国铁路建设计划,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救灾救难,以及战后号召和发动组织福建经济建设公司等一系列的活动,都体现了他儒佛并重的思想。
胡文虎究竟是个企业家,他实干而不说教。但到了国共内战,弄得民不聊生,百业萧条时,他把战乱之因,归咎于腐败贪污,在1947年双十节的《星洲日报》社论上,署名警告当局,如果不制止贪污腐败,则会重蹈满清灭国的覆辙。如何救国呢?
他想到了儒佛思想,觉得必须提倡道德教育,培养出有道德观念的新一代。1947年9月1日,他在香港别墅,接见了前来弘扬佛法的虚云老和尚,宣布捐一万亿元国币,建立南华寺义学校。他希望这所学校能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精神,灌输下一代儿童,培养有德性,不贪污的良好国民。接着下来,1948年他又捐二十万元,兴建槟城菩提学校,是时他已年届六十八岁。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固然令人痛心;他在各银行巨大的存款,也天天贬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当记者询问他办校向来委托别人,为何破例亲上槟城?他感慨地说:佛教为吾人祖宗二千余年来所崇拜,其惩恶劝善,牺牲救世的精神,与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与儒教互相融合,而不致冲突,吾人虽多崇拜儒教,但同时受佛教之影响者亦甚深。佛教之舍身救世的精神,就是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为社会人群服务的最高道德。
如能得此教义普及世界,则现在社会上一切损人利己的欺诈盗窃、贪污、甚至杀人越货的现象,自可避免,我认为佛家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为人类服务精神的最高表现,实值得吾人提倡。
胡文虎自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自然对中华文明有深厚的感情,民族意识也随之而来。胡氏一有机会,就在公众面前,宣读总理遗嘱;譬如,运动大会开始前之致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不陌生的。譬如他到了槟城,不下榻于英人办的豪华海滨大酒店,宁愿选择了拥挤的华人办的现代旅店。直到1950年,该酒店被庄氏集团买了过去,他才同意住进去。这与他遭遇到一系列不适意的事有关。他在仰光当众骂了一位太平局绅,指责他是殖民地的走狗,而遭致陷害。缅甸英殖民地政府怀疑他印钞票和走私鸦片,派英警突击搜家和工厂,但均找不到证据。由此有关他走私鸦片和非法印钞票之事,也就传遍千里。胡文虎究竟有否干这些事,英国殖民档案里,可能有记录。他的弟妇病了,进住不了第一等病房,因它只是保留给欧洲人享用的。他对半殖民地的上海公园门口挂上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的字牌,甚至连耶加达的游泳池,也只准白人和日本人享用,大感不乎。他以行动作出了反应:
(本人)特在本坡自建游泳池,只准华人游泳,在香港及各处,稍置园圃别墅,均公开任同胞游览,凡此皆非为求盈利及自求舒服起见,无非为国家争回些少体面。
胡氏只讲了一半,知情人胡梦洲补充道:先生为雪洋人辱华之耻,拒绝洋人欣赏园景,同样悬牌揭示於花园门口:“只准华人进入。”此为港澳同胞及各地游客所乐道者也!
胡梦洲战前曾长期担任福州永安堂经理,后任《星闽日报》社长。1949年后,任《星迟日报》经理,是胡文虎的老伙计。
除此之外。胡氏强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舶来品的倾销,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关。 《星洲日报》创刊的第四天,就见有以 “中国纸业之危机”大字标题报导谓, “自宣统元年至今不过二十年,而纸类进口之数,自华银三百余万两增加二千五百余万两,”胡文虎感到最不安的是,中药销路在西药的竞争下,每况愈下。为了挽救中医和中药,胡氏曾写信向蒋氏求助。向当局求援,几乎是自民国开元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图存,长期展开国货运动中,不断出现的事。从下面节录的一段,可知民族资本困境的一斑:
……窃查本国人民,操业在医药两业范围内者,当不下二千万名口,全国药材出产,价值所入,亦有四千万元,似此重大关系,岂可任其坐废,颠连无告,而西药进口逐年加多,调查竞有二万万元,殊可惊人,识者怆怀一国经济,将近破产,莫不引以为隐忧,国内外人士,年来提倡国货,大声疾呼,惊心动魄,而药材出产,药品制造,实为国货一大宗,万不能不设法保护,今次文虎漫游他邦各埠,调查现状,更有痛心之处。半殖民地的中国市场,实际上是个战场;虎标良药斗日本仁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抗日时期,重庆永安堂分行得到胡氏支持,组织几组宣传队,深人民间,宣传买国货,打倒日货,一时良药销售量大增。日方反应强烈,竟用飞机把重庆分行轰炸一番。属于民族资本的民生公司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日商日清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间可歌可泣的存亡竞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战争。
很明显,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资本,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也就自然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纲领了。1924年,胡文虎曾捐三千元资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和十万元协助蒋氏北伐,他的爱国热忱,反映了一般的觉醒。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以武力统一中国,基於此认识,他把《星洲日报》转向支持蒋氏统一中国。
冀望国家统一,有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体制,以便发展工商业,通过实业救国建设国家,一直是华商的共同愿望。二战后国共不断的军事冲突,不利中国工商业的恢复;他们渴望国共和平协商停止内战,希望当局通过法令和行政手段,保护民族工商业,加强其竞争地位。他们热爱家乡,在备受外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时,就更加引发对五千年文化的思念。胡文虎在中国广泛的公益、慈善、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的热烈救亡活动,国共酝酿内战时期,他积极发动号召海外华侨大规模经济建设福建,失败后对国民党当局靠外援打内战,在报上大表不满。所有这些活动,显示出华商的利益和民族感情,是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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