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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洛滨祓禊,诗洛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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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3 09:5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历史传记小说《陋室公梦得先生传》:诗豪的传奇人生史诗

汉邦第八十七世孙 汉家刘爱民 著


【导读】本年六十六岁的刘禹锡闲居洛阳,脱尽朝堂纷争,以诗文酬唱、静养身心为主线。他亲历洛滨祓禊顶级文苑雅集,与白居易、牛僧孺等人赓和不绝,诗文创作鼎盛。岁末痛失知己令狐楚,含泪辑存其文,终以旷达心境消解沧桑离别,沉淀暮年诗文风骨与人生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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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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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11-3 09:5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十一章 洛滨祓禊,诗洛留芳

开成二年丁巳(公元837年),刘禹锡时年六十六岁。

半生宦海颠沛,二十余年贬谪流转,历经德、顺、宪、穆、敬、文六朝风波,此时的他终于脱身中枢权斗漩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闲职安居洛阳。

这一职衔品阶清贵、名分尊崇,却无实际执掌,也无政务羁绊,正是晚唐朝堂安置老臣、罢职官吏与名士的典型闲职。

自开成元年,他以经年不愈的足疾为由坚决辞去同州刺史实任后,便彻底告别了地方治政、朝堂奔走的劳碌生涯,将人生最后的暮年岁月,全然交付给洛水青山、诗书旧卷与知己酬唱。

少年时壮志凌云,中年时宦海浮沉,晚年历经辗转蹉跎,他心中残存的仕途功业执念,早已在岁月磨砺中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沉敛通透的人生心境。

往日辗转江湖、困居贬所的困顿尽数散去,洛阳安稳闲适的林下生活,让他得以从容复盘半生行藏、整理毕生诗文,也迎来了诗歌创作与文人交游的最后一段鼎盛时期。

其中,本年度他与白居易的往复唱和在数量、质量上都臻至顶峰,是二人毕生交游最为繁盛的一年,后世称道的“刘白唱和”,正是以本年作品为核心标杆。

相较于刘禹锡在洛下的悠然自适,彼时的大唐朝堂早已不复开元、元和年间的盛世气象,深陷衰颓困局。

距离甘露之变落幕不过两年,那场惨烈的宫廷政变屠戮朝臣、血染朝堂,彻底击碎了文宗亲政图强的抱负,也重塑了晚唐数十年的政治格局。

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彻底把持宫禁军政、操控皇权废立,天子受制于家奴,形同虚设;南衙北司势力彻底失衡,朝中士大夫人人自危、进退维谷。

与此同时,绵延数十年的牛李党争依旧僵持对峙、拉扯不休,朝堂派系林立、政令反复,中枢政局压抑晦暗、动荡不安。

当长安深陷权力博弈、血腥猜忌与派系倾轧之时,东都洛阳凭借陪都的特殊政治地位远离中枢纷争,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人文净土。

本年,朝廷下诏勘刻《石壁九经》,校正历代经学谬误、规整儒学典籍体系,开启了唐代官方经学的收官盛事;与此同时,长期任职淮南的牛僧孺内调入朝,随后出守东都,定居洛城。

一众名臣名士先后汇聚嵩洛地区,以退居元老裴度为文坛领袖,以刘禹锡、白居易、牛僧孺为核心骨干,阵容鼎盛的东都文人集团正式成型,开启了中晚唐最为璀璨纯粹的林下雅集时代。

乱世之中的文运风雅,尽数聚于洛下,而刘禹锡正是这场文苑盛景的核心亲历者、创作者与记录留存者。

本年正月,刘禹锡安居洛阳私宅,闭门静养,深耕文业,以养病读书、辑录旧文为日常主业,既不涉外事,也不问朝堂是非。

暮年体弱多病的症候在冬日愈发明显,困扰他多年的足疾沉疴反复发作,步履迟缓,久坐乏力,经年相伴的眼疾也时常复发,目力昏沉,视物费力。

数十年宦海风霜、贬谪劳苦、流离困顿所积攒下的身心损耗,尽数在暮年一一显现。

他深知余年有限、岁月无多,不再强求仕途功名、朝堂功业,唯以静养身心、安顿情志为要。

日常无事,他便端坐书斋,翻阅毕生留存的诗文草稿、信札题记,逐一校对、删改、整理,系统性地梳理自己跨越半生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轨迹,在笔墨书香中消解岁月沉郁,安顿暮年心神。

历经半生起落,他早已看淡朝堂荣辱、派系纷争、仕途得失,身处闲职,心归林下,安然享受着这份远离喧嚣的清净与自在。

彼时的长安朝堂依旧沉滞压抑、暗流涌动,全然没有半分盛世气象。

宦官牢牢把持着宫禁守卫、禁军兵权与朝政机要,大小政务皆由宦官暗中掣肘,当朝宰相郑覃、李石、陈夷行等人虽身居宰辅、身负朝政之重,却只能小心翼翼、隐忍持政,处处受制于宦官势力,既无力匡扶朝纲,也难以扭转颓局。

唐文宗目睹朝政崩坏、皇权旁落、朝臣凋零,心中郁结难舒,终日郁郁不乐,眼见诸子早夭、储位空虚,又历经政变惊魂,渐渐生出稳固国本、筹谋立储的心思,朝堂之上愈发沉闷拘谨,人人自危。

这般晦暗纷乱的中枢时局,恰如一片压抑的阴云笼罩着长安,更反衬出刘禹锡洛下闲居、远离纷争的通透与安稳,也让他愈发珍惜当下诗酒从容、知己相伴的暮年光景。

正月早春,洛阳气温骤变,一场凛冽春霜席卷全城,摧折了城中名园里早早绽放的桃李繁花。原本姹紫嫣红的早春盛景,转瞬之间零落凋残,枝头繁华不再,满城春色倏然衰败,只余下一片萧瑟清寒景象。

这场突如其来的春霜,不仅摧折了花木,也让洛阳的早春平添几分料峭寒意。

远在汉中兴元府镇守山南西道的知己令狐楚,此时正身处幕府之中,眼望当地春景同样萧瑟冷落,不由得遥念洛阳旧游之地与昔日交谊。

他心生戏谑感慨,特意寄来一首小品戏诗,以洛城春霜落花之景为引,追忆二人早年同在洛阳为官、相约游园赏春的旧日情谊。

诗作字句轻盈、情意真挚,不涉重大世事,亦无严整庄重之态,尽是老友之间随性闲谈的温情与默契。

令狐楚自开成元年四月离京出镇,远赴汉中重镇任职,手握陇蜀咽喉军政大权,身居藩镇高位,公务繁重,却始终心系洛城旧地,感念故友旧交,不以山川阻隔而减其情谊,不以身居要职而忘其旧游。

这份远道而来的诗札,正是他身居高位而心怀旧友的真切流露。

刘禹锡展读远方来诗,于萧瑟春景、零落繁花之中,读懂了知己千里寄怀、隔山相念的深情。

半生相知,历经离散,二人之间数次山川阻隔、仕途殊途,却始终以诗文为纽带、以情义为根基,岁岁相知,年年相念,从未因时局变迁或境遇差异而稍减其谊。

这份超越地域与仕途起伏的知己之情,在早春清寒之中显得尤为温暖可贵。心绪微动之下,他提笔落墨,即兴创作《春霜落花戏答令狐》小诗回赠友人。

全诗笔调轻盈,意境冲淡,不悲花落之萧瑟,不叹岁月之飘零,仅以平和景致、浅白文字呼应友人戏笔,既遥寄洛阳春意,又传递自身近况,告知知己自己暮年安稳、闲居自适,无需挂念。诗中不见衰飒之气,反而于戏答之间透出从容通透的晚境心境。

一来一往,一戏一答,笔墨寥寥却情义深重,不在字句雕琢,而在彼此相知。这番酬答成为开成初年两地知己隔山酬唱的一段佳话,也为日后洛下文人唱和盛景的展开埋下了情感伏笔。

同时,它也让刘禹锡萧瑟静养的冬日早春,多了一份诗文相伴、知己相知的温暖慰藉。

二月,刘禹锡心境愈发淡泊悠然,全然超脱于朝堂派系纷争之外,一心静待洛下友朋齐聚,深耕诗文交游。

历经数十年牛李党争的反复拉扯、派系倾轧与人事浮沉,他早已看透朝堂朋党之争的虚妄与残酷。

半生仕途坎坷、数次贬谪流离,其中大半根源,正在于派系裹挟与朝堂风波。

暮年脱身于是非之地,他彻底放下了派系成见与仕途执念,唯以文会友、以诗养心,潜心筹备与即将抵洛的旧友雅聚酬唱,静候洛下文苑盛景徐徐开启。

那些曾经萦绕心头的荣辱得失、恩怨纠葛,至此俱已风轻云淡,只余一份阅尽世事后的澄明与从容。

此时朝堂党争风波再度复燃、暗流涌动,却丝毫无法牵动刘禹锡的心境与行迹。

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在任内核查扬州府库钱粮、稽核地方政务,因账目调度与政务处置上的分歧,与时任淮南监司、过往政见相悖的牛僧孺发生激烈争执。

二人之间的这场政务冲突,本质上是牛李两党长期积怨的一次集中爆发,原本蛰伏的派系矛盾由此再度公开激化,朝堂与地方的舆论对峙骤然升温。

纷争落幕不久,朝廷下诏征还牛僧孺,授其东都留守一职,命其即刻奔赴洛阳就任、镇守陪都。

这一人事变动,在长安朝堂看来或许承载着复杂的政治考量,而在刘禹锡眼中,却只意味着一位故交挚友即将来到自己身处的洛城。

得知牛僧孺即将定居洛阳、常驻东都的消息,刘禹锡心中欣喜万分,第一时间与多年至交白居易互通心意。

二人早早相约,待牛僧孺抵洛之后,便频繁相聚宴游、诗文往来,共享林下闲居之乐。这份期待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暮年知交对相聚时光的深切珍视。

待牛僧孺抵达洛阳、正式履职定居,便着手营建私家园林,于归仁里修筑南墅南庄。

整座园林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广植四时花木,搜罗天下奇石,开凿池沼溪流,搭建亭台舟榭,悉心打造出一处清幽雅致、景致绝佳的私家别院,专供日后退居闲游、宴请文士、赋诗酬唱之用。

自此,洛城多了一处顶级文苑雅集胜地,刘禹锡、白居易、牛僧孺三人的高频交游与常态化酬唱正式开启。

三人时常结伴畅游南墅,春日赏牡丹,夏秋观竹木,冬夜品清酒,宴集无虚日,赋诗无间断,诗文佳作层出不穷。

刘禹锡于此间陆续写下《和思黯忆南庄见示》、《思黯南墅赏牡丹》等名篇,或咏园林盛景,或抒闲逸心境,或赞友人风雅,字字清雅,句句从容,将暮年闲居的淡泊心境与洛下文人交游的盛况尽数熔铸于笔墨之间。

同月,远在汉中的令狐楚着手整修山南西道节度使官署,补葺厅堂屋舍,修整厅壁碑刻,规整幕府规制。

兴元府作为中唐陇蜀咽喉、军事重镇,军政地位举足轻重,历代藩镇重臣皆重视府署文脉建设,以刻石纪事、题壁留名为尚。

令狐楚素来尊崇文脉、爱惜人才,深知刘禹锡文名卓著、笔法精工、史识深厚,是当世撰写碑记厅壁文的顶尖高手,非寻常文士可与比肩,故而特意遣使赴洛,恳请刘禹锡为山南西道府署撰写厅壁记,以光府署、以垂后世。

刘禹锡承接友人嘱托,结合山南西道的山川形胜、军政地位、历史沿革、幕府功绩,铺陈笔墨,悉心撰文,最终写成《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

全文叙事严谨,章法规整,文辞典雅,既详述了兴元府控扼陇蜀、屏障关中的战略价值,又记录了历代藩镇重臣的治政功绩与幕府风貌,同时暗含对令狐楚镇边安民、稳守重镇的称颂,记事、写景、颂德、抒怀融为一体,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为幕府留存了珍贵的文字文脉。

令狐楚早年曾任职东都,先后担任河南尹、东都留守等要职。

在洛阳任职期间,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留下了诸多惠民善政,深得洛城百姓由衷感念。

他本人也始终眷恋洛城山水,感念东都旧治,牵挂洛城旧友。

整修官署之余,他心生怀旧之感,特意创作一首七言诗作寄赠洛阳的刘禹锡,倾诉自己身居藩镇、心系旧地、思念故交的深切情怀。

刘禹锡展读友人诗作,心中感慨万千。回望自身半生行迹,数十年辗转江湖、屡遭贬谪、流离南北,从未有过长久安居之所;直至暮年,方得脱身风波、闲居嵩洛,寄情山水、远离尘嚣,人生状态已然近乎归隐。

知己相隔千里,彼此境遇相似,皆是身居高位或身处闲职,却同样心怀淡泊、眷恋旧谊、厌倦纷争。心绪共鸣之下,刘禹锡提笔和唱《酬令狐相公见寄》,全诗以景衬情、以诗传心,既感念二人数十年患难相知、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也坦然书写自己暮年闲居、看淡功名、安于淡泊的人生心境。

历经半生风雨浮沉,他不再执着于仕途得失、功业成败,只愿守着洛下山水、诗书知己,安度余生,诗作意境冲淡高远、风骨沉厚绵长。

三月,刘禹锡迎来了暮年文学生涯最为璀璨、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高光时刻,全身心投入洛下文苑的顶级雅事,亲身参与并留下了中晚唐文坛无可复刻的巅峰盛举——洛滨祓禊泛舟唱和大会。

这场盛会,是他脱离朝堂纷争、闲居洛下之后,最为纵情肆意、最无拘无束的一次文游,也是他消解半生宦海压抑、释放文人本真的绝佳契机。

彼时洛阳风调雨顺、年成丰稔、民生安乐,陪都政局安稳、市井太平,远离长安的权力纷争与政治阴霾。

天地清明、春光正好,万物复苏、洛水潺潺,全然褪去了朝堂宦官专权、派系对峙的沉郁压抑。

依照上古周礼传承而来的上巳祓禊古礼,洛中文士筹备举办临水宴游、洗濯祈福、赋诗雅集的年度盛典,以求涤除旧岁尘秽、祈愿新岁安康、寄托文人雅怀。

本次雅集规格极高、阵容空前,由当世功勋最著、名望最高的退居元老裴度亲自主持。

裴度一生历仕四朝、出将入相,平定淮西之乱、稳固大唐社稷,功勋盖世、威望无双,是中唐朝堂的定海神针。

甘露之变后,他看透朝堂险恶、权争虚妄,主动退居东都、远离中枢,成为一众闲居洛下的文臣名士公认的文坛领袖、精神宗主。

三月初二,河南府尹李珏亲自登门拜谒、诚恳相请,恳请裴度出面主盟本次上巳祓禊盛会,召集所有退居东都、分司洛下的文臣名士,同游洛水、共赴雅集。

最终参与本次盛会的十五位文人,皆是当世朝野名流、文坛翘楚,阵容堪称中唐晚期顶配。

除主盟的裴度外,另有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绩,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

十五人或为退居宰辅、朝堂老臣,或为地方名士、文坛才人,皆历经宦海风波、厌倦朝堂纷争,脱身政务桎梏后,齐聚洛下、共赴风雅,纯粹以文人身份相交,无关官职、无关派系、无关名利。

三月初三上巳当日,春光烂漫、惠风和畅,雅集从清晨持续到日暮,终日不绝,盛况空前。

刘禹锡天未亮便整装出行,早早赶赴洛水斗门亭,与一众名士相聚汇合。

众人齐聚之后,联袂登上数艘精致华美的画舫,船队首尾相连、次第启航,沿洛水往复巡游、恣意畅游。

游船从斗门亭始发,顺流、逆流交替而行,途经魏王堤十里长堤,遍赏沿岸桃李芳菲、春树烟景,最终抵达天津桥,沿途随时停船登临、驻足观景、饮酒闲谈、构思诗文。一路水光潋滟、花木葱茏、春风拂面,满目皆是暮春盛景。

舟中陈设极尽雅致、贴合文人情趣,完美契合白居易后续诗序中“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的精妙布局。

画舫船头开阔,专门布设了水上百戏、临水嬉戏的游乐项目,游人临水观戏,身姿轻盈、随波起伏,宛若鹭鸟翩飞,正对应刘禹锡诗中“水嬉如鹭振”的生动景致;

船身中后区域,数十名妙龄歌妓环列而坐,丝竹管弦弹吹不绝,清歌曼舞婉转悠扬,歌声与林间莺啼交织相融,声声悦耳、沁人心脾;

船身左右两侧分区陈设,一侧整齐罗列笔墨纸砚、笺纸书卷,专供众人随时观景赋诗、落笔抒怀,一侧摆满珍馐佳肴、美酒佳酿,可供众人随时举杯畅饮、闲谈抒怀。

赋诗与宴饮并行、游乐与文雅兼具,尽显中唐文人顶级雅集的精致风雅。

洛水两岸更是万人空巷,盛况轰动全城。

达官显贵、世家眷属乘坐精致香车随路随行,绫罗步障绵延数里、锦绣马鞍错落排布,富贵气象十足;寻常百姓、市井游人纷纷簇拥堤岸、驻足围观,人山人海、观者如堵,人人争相一睹名臣名士泛舟赋诗、临水雅游的景象。

官民同赏、全城共欢,成为洛阳春日最盛大的人文景观。

白日之间,众人遍赏长堤桃李、宫苑春树、洛水清波,春风十里、繁花似锦;午后泛舟往来、随心闲谈,抛开朝堂政务、派系纷争、人生烦恼,全然沉浸在山水风雅之中;直至傍晚,西天落霞漫天光将尽,红霞染透山林水岸,暮色渐起,归鸦翩飞,天地间一派清幽。筵席将散,众人余兴未消,相约留守魏王堤,静待新月升空,共赏月夜清景,不负春日,不负雅集,更不负知己相伴。

宴酣景盛,心境悠然之际,参与雅集的群贤分题赋诗,彼此酬唱,将这场雅集推向了最高潮。

裴度作为东道主与此次雅集的文坛领袖,率先提笔首唱,为这场盛会开篇定调,其诗韵铿锵,气度雍容,尽显元老旧臣、社稷重臣的恢弘气象。

同时,他当众定下作诗规制:所有人统一创作五言十二韵长篇排律,以当日洛滨祓禊、泛舟宴游的盛景为核心主题,不限次韵,不限立意,众人各自铺陈景致、抒发心境、纪事抒怀,自由发挥、各展才情。

可惜岁月流转,文献散佚,裴度这首开篇原唱最终没能流传后世,唯有雅集佳话留存世间,实为文坛一大憾事。

裴度落笔之后,白居易当仁不让,率先酬和。他举杯濡毫,一挥而就,立刻完成了《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十二韵长篇排律,还特意撰写了长篇诗序,条理清晰、细节详尽地完整记录了本次雅集的筹备始末、参与人员、游宴全程与陈设盛况,成为后世考证本次洛滨雅集最详实、最权威、最完整的一手史料,可谓功德无量。

刘禹锡紧随白居易之后,即兴铺陈,落笔成诗,创作《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完美完成酬和。

白诗偏向纪实叙事,条理清晰,逐段还原了游宴行程、场景细节与人事盛况,朴实真切、面面俱到;刘诗则侧重写景铺陈、意境营造,辞藻华美、对仗精工、气韵灵动,长于捕捉光影声色、山水意境与人文雅韵,文笔空灵、格调高雅。

二人同题创作,堪称双璧,各有千秋,辉映一时,是本次雅集唯一完整留存、流传千古的两篇佳作。

其余十三位与会名士亦纷纷灵感迸发,提笔落墨,不分先后,各自构思:或描摹堤上车马络绎、游人如织的盛景,或刻画舟中歌舞升平、诗酒风流的雅致,或吟咏洛水春光烂漫、天地清明的景致,或抒发自身脱离尘嚣、纵情风雅的心境。

一时间,舟中笔墨纷飞,诗思泉涌,佳作频出,众人相互品读,彼此酬答,对比切磋,正如刘禹锡诗中“墨客竞分题,棹歌能俪曲”所描绘的那般,棹歌袅袅,诗声琅琅,文人意气,风雅尽显。

由于此次作诗规制宽松、不限次韵,众人诗作各有特色、风格各异,尽数展现了中唐文人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清雅志趣。

令人惋惜的是,除刘、白二人诗作完整传世外,其余十三位名士的十二韵长篇和诗几乎尽数亡佚,仅有零星残句、只言片语散见于后世类书典籍中,难以窥见全貌,成为文学史上永久的遗憾。

于刘禹锡而言,这场洛滨祓禊雅集有着远超文学酬唱的深层意义。他半生深陷贬谪,屡遭排挤,常年压抑,甘露之变后更是亲眼目睹朝堂血腥屠戮、朝臣凋零、世道晦暗,心中积压了数十年的仕途沉郁、人生感慨与乱世悲慨。

而本次雅集上,一众历经风雨、看破世事的名臣名士,彻底抛开官场身份、权力桎梏与派系纷争,效仿魏晋兰亭雅风,以山水寄情,以诗文抒怀,以知己暖心,在春日洛水之上尽情释放文人本真,消解半生压抑。

这场万众围观、全城轰动的林下盛会,不仅是洛城的春日盛景,更是刘禹锡暮年心境的一次彻底舒展、精神的一次全然解脱,成为他晚年最珍贵、最难忘的文苑记忆。

四月,刘禹锡仍定居洛阳,平日闭门养身,始终未曾停下诗文唱和,与白居易的诗文往来愈发频繁,也愈发默契。

在一次次酬唱应答间,他参悟人生起落,安顿自我情志,暮年心境愈发放开阔通透、沉静旷达。朝堂的人事更迭与派系争斗,早已无法干扰他的林下生活与文思心境。

当月朝堂再度发生人事变动,原有的派系平衡被彻底打破,党争局势愈发紧绷。李党重臣陈夷行升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正式拜同平章事、入阁辅政。陈夷行与当朝宰相郑覃私交深厚、政见相合,二人同属李党核心阵营,联手把持朝政、排挤异己,让原本僵持对峙的牛李党争彻底偏向李党一方。

朝堂派系对立加剧,政令纷争不断,人事倾轧愈演愈烈,中枢政局愈发混乱压抑,满朝文武人人自危。

这般紧张纷乱的朝堂局势,与洛下的清雅闲适、诗酒从容形成了极致反差,更让刘禹锡笃定了自己远离纷争、安守林下的选择。

初夏时节,春日的余韵尚未散尽,夏意已在天地间悄然萌生,洛阳城中新蝉初鸣,清越之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宣告时序的轮转与万物的渐次更替。那一阵阵蝉鸣清亮而悠长,穿庭过院,入耳惊心,勾起了暮年文人对似水流年的无限感慨。

白居易闻听新蝉清响,触景生情,一时间心生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功名难遂的怅惘,感怀半生奔波,终究未能尽展抱负,暮年对景,不免黯然。他随即创作《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寄赠刘禹锡,借蝉鸣起兴,抒写胸中块垒。

全诗秉持白居易一贯的浅白通俗、平易真挚的诗风,坦然直面衰老、直面缺憾、直面人生失意,字里行间感慨半生漂泊、壮志未酬、岁月空度,末句落点于自我宽慰与劝友释怀,主张放宽心怀、饮酒自遣、随性度日,不必过分执着于人间得失。

此诗是典型的白氏闲适诗,温情真挚、平易动人,却也略带消沉,情感大体局限于个人得失的慨叹。

刘禹锡品读友人来诗,深知老友半生仕途坎坷、抱负难伸、暮年落寞,心中感同身受,对白居易诗中的怅惘与消沉亦颇有体会。

然而他并未停留在寻常叹老伤怀、悲时嗟命的浅层抒情之中,而是在感同身受之余,以更为开阔的胸襟与更为深邃的哲思加以酬答。

他跳出古典蝉诗“悲秋自怜、清高自叹”的千年窠臼,不再将蝉鸣仅仅视为触发哀感的物象,而是以更为宏大、更为通透、更为深刻的人生哲思落笔,创作《酬乐天闻新蝉见赠》完美酬和。

诗作表层,他借新蝉初鸣、时序变迁,感念自己与白居易半生离合、数次离散、暮年重逢的珍贵情谊,语调温厚而深情;深层内核,则是他历经数十年宦海浮沉、遍阅世事悲欢、看透荣辱兴衰后的人生顿悟,呈现出历经沧桑之后的从容与洞达。

在刘禹锡的笔下,蝉鸣岁岁如期、恒常不变,是天地自然的恒定规律;而人生境遇起落无常、祸福难测、聚散不定,是尘世凡人的必然宿命。外物恒久,人生倏忽,岁月无情,世事难料,正因如此,便不必为流年老去、功业无成而耿耿于怀、郁郁难平。半生风雨兼程,半生流离颠沛,幸而暮年得以脱身纷争、知己重逢,彼此相伴,得以共赏四时风物、同吟千古诗文、相携诗酒流年。

全诗褪去消沉悲戚,跳出小我得失,在乱世变局、人生缺憾中守住了内心的从容笃定、清醒旷达,立意高远、格局开阔、风骨沉厚,相较白居易的原唱,多了一层历经沧桑后的通透哲思与人生定力。

五月,刘禹锡送别元老旧臣、深耕洛下文友交游,诗文创作进入全年最鼎盛、最高产的阶段,暮年心境彻底褪去沉郁、趋于通透从容,全然看淡仕途进退、功名荣辱、盛衰得失,专注于诗文创作、知己相伴、林下闲游,以诗酒风流安顿身心、以翰墨文章寄托怀抱,将暮年岁月过成了一段澄澈明朗、自足圆满的生命佳境。

是月,朝廷正式下诏,征召坐镇东都、名满天下的裴度为河东节度使,即刻离洛奔赴太原,镇守北方军事重镇、戍守北疆边防。

太原为大唐龙兴之地、北方屏障,山河形胜、城池坚峻,军政地位极其重要,肩负抵御边患、安定北疆、屏护京畿的重任,非重臣不足以镇守。

裴度此番奉命出镇、再度履职,意味着本年三月三上巳节那场十五人齐聚、盛况空前的洛滨祓禊雅集,成为裴度主盟洛下文坛的最后一场顶级盛会,自此之后,东都再无这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风雅鼎盛的文苑盛典,中唐顶级文人雅集的黄金时代就此落幕,只留下一段令人追怀不已的洛下风流,供后人遥想凭吊。

面对老友重臣远赴北疆、离别洛城,刘禹锡心生不舍、满怀惜别之情,郑重创作五言排律《奉送裴司徒令公自东都留守再命太原》,以庄重典雅、雄浑壮阔的笔调送别一代名臣、文坛宗主。

全诗章法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圆合、气象雍容,用典精切而不晦涩,对仗工稳而不板滞,言情真挚而不轻浮,堪称中唐送别诗的压卷之作。

首联“星使出关东,兵符赐上公”,落笔点题、开门见山,庄重叙写裴度以朝廷重臣身份辞别东都、手持兵符、身负君命、出镇北疆的无上威望与重大使命,起笔沉稳、气度恢弘,奠定全诗颂赞尊崇、寄望深远的基调。

颔联“山河归旧国,管籥换离宫”,工整对仗、简练叙事,写尽职务交接、权责更替,一边是重治三晋旧地、重拾北疆军政,一边是卸下东都留守、辞别洛下闲职,一授一卸、一来一往,暗含朝廷对裴度绝对的信任与倚重,也隐隐透出洛中文友对裴度离去的怅然与不舍。

颈联“行色旌旗动,军声鼓角雄”,实景描摹、笔力雄健,刻画大军出征、旌旗浩荡、鼓角齐鸣、军容整肃的壮阔场面,尽显主帅威严、军势雄浑、国威浩荡,字字铿锵、气势磅礴,读来如闻战鼓、如见旌麾。

第四联“爱棠余故吏,骑竹见新童”,巧用古今典故、温情叙事,书写民心拥戴、朝野归心,旧日部下感念其历年德政、依依送别,乡间幼童效仿先贤、夹道相迎,从故吏到百姓、从老者到孩童,全方位展现裴度德泽深厚、爱民勤政、深得民心的崇高声望。

第五联“汉垒三秋静,边尘万里空”,由眼前送别实景延伸至未来治绩、远景展望,预想裴度到任之后,整肃边防、安抚军民、镇守北疆,让边塞秋毫无扰、万里安宁、战火平息、百姓安居,意境阔大、胸襟高远,饱含对名臣功业的期许与对天下安宁的期盼,落笔之间,浑是一派太平气象。

尾联“其如天下望,旦夕咏清风”,升华主旨、收束全篇,将个人送别、名臣出镇上升至天下苍生、家国愿景,写尽普天之下对裴度施政安民、广布清风、安定社稷的殷切期盼,格调高远、余味悠长。

全诗融叙事、写景、颂德、寄愿、展望于一体,结构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文辞精工、气度恢弘,既见老友惜别的深厚情谊,更见家国天下的壮阔襟怀,是刘禹锡暮年颂赞诗、送别诗的巅峰之作。

同月,牛僧孺正式就任东都留守,彻底定居洛阳城南南墅,自此远离长安中枢的风波扰攘,安心经营园林、深耕洛下文游,将暮年时日尽数投入林泉雅事与诗文之交。至此,裴度、刘禹锡、白居易、牛僧孺四位当世顶级文人齐聚东都,彼此交游唱和、声气相通,阵容鼎盛、格局稳定的东都文人集团正式成型,洛下文苑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其人物之盛、风雅之隆,一时间蔚为大观。

刘禹锡与牛僧孺早年曾有文场微隙、年少芥蒂。早年牛僧孺行卷干谒之时,曾受过刘禹锡的轻待,二人年少存隙、多年疏离,这段旧事在彼此心中搁置已久。

但历经数十年仕途浮沉、岁月打磨,二人早已褪去年少意气、消解旧日隔阂,早年扬州相逢之时便已诗文释憾、冰释前嫌,旧时微隙至此化为陈迹。

暮年同居洛下、同处闲逸,二人虽分属朝堂牛李两党、政见素来相左,刘禹锡却全然抛开派系对立、旧日成见,不涉朝堂纷争、不谈政见分歧,只论诗文情谊、林下知己,专注纯粹的文友交游、闲居酬唱。

正因如此,二人往来诗作数量极多、题材极广,举凡园居之乐、节序之感、宴游之兴、身世之慨,无不可入诗相酬,成为本年洛下诗文盛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僧孺精心营建的南墅,地处洛阳城南,溪竹环绕、清流潺潺,池岛错落、亭舟雅致,四时花木繁盛、奇石错落有致,园中一丘一壑皆见经营之巧,一草一木俱含清幽之趣,风光清幽静谧、意境超凡脱俗,是洛城首屈一指的私家园林。

定居之后,牛僧孺时常邀约亲友文士游园宴饮、泛舟赏月、留宿雅聚,尽享林下闲逸之乐,并作《城外新墅》一诗寄示刘禹锡,同时遍邀洛中文士同题唱和、共赏盛景,一时宾客往来,酬咏不绝。

刘禹锡虽心向往之、极愿赴约,却仍受闲官名分、暮年病体的轻微羁绊,时常身不由己、无法随时赴宴雅游,只得提笔作长律《牛相公留守见示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亲情多往宿游恨不得去因成四韵兼简洛中亲故之什兼命同作》酬答,细致描摹南墅秋月溪竹、清流花木的清幽盛景,极力赞美牛僧孺身居高位、心恋山林、风雅淡泊的君子胸襟,同时委婉抒发自身暮年多病、身有拘束、不得随性遨游的淡淡怅惘。

全诗字句真挚、情理兼备,既成全友人雅意,亦袒露自身心境,于酬答之间见知己之情,于赞美之际寄遥慕之意。

入秋之后,洛阳宫阙秋意渐浓、清景萧瑟,晨光澄澈、风露清冷,山川城阙之间自有一种肃穆清旷之气。牛僧孺晨起观洛城秋景、望宫阙萧然,触景生情、心生感慨,作《宫城早秋寓言》寄赠刘禹锡,倾诉暮年心境、世事感慨。

刘禹锡览诗会意、依韵酬和,创作《酬留守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寄》长篇排律,共情友人的暮年秋思、盛衰之慨,以清切之笔写萧爽之境,于和答之中寄深沉之思。

白居易见二人诗文往来、意境绝佳,亦顺势附和、另作新诗《酬牛相公宫城早秋寓言见示兼呈梦得》,三人同题咏怀、次第酬唱、层层递进,情感回环相生,章法往复照应,形成完整闭环的三人唱和链条,一时传为洛下文坛佳话。

牛僧孺时年将近六十,半生仕途高位、历经朝堂风波、饱阅人世沧桑,回首平生,自有一番深沉的感慨。亲友设宴为其贺寿闲游之时,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回望前朝韦、裴六位名相,皆是四十余岁身居宰辅、年少登庸、风华盖世,却皆未满五十便尽数凋零、早逝谢世。抚想前贤遗迹,感念自身遭际,他由此生出“早荣早枯、盛极必衰”的深沉人生感慨,酒后兴发、率然成篇,作长篇诗作寄示刘禹锡,倾诉盛衰无常、寿夭难料、功名虚妄的人生体悟,诗情沉挚,意绪苍凉。

刘禹锡品读友人诗作,深懂其中沧桑悲慨,随即依韵和诗《和仆射牛相公追感韦裴六相登庸皆四十余未五十薨殁岂早荣早枯之义今年将六十犹粗强健因亲故劝酒率然成篇并见寄之作》,共情抒怀。

诗作开篇,他全然共情牛僧孺追怀前贤、感慨盛衰无常、寿命难测的沉重心境,以同悲之笔写同感之怀;中段借用凤池、仙槎等古典意象,追忆自己早年朝堂供职、君臣际遇、壮志凌云的年少抱负,回望半生仕途浮沉、功业成空的人生遗憾,情调由沉郁而转深沉;末段笔锋一转、心境释然,以商山隐士自况,彻底放下功名执念、仕途抱负,坦然抒发晚年甘于闲居、淡泊自守、寄情山水、安于诗文的通透心境,不悲衰老、不憾无成,于平凡闲逸中守住本心风骨,全诗由此由悲慨归于旷达,由感慨升为超越。

其后,牛僧孺醉游南溪别墅、览山林盛景,酒酣兴发、随性抒怀,作《南溪醉歌》古风长诗寄赠刘禹锡,书写自己身居高位却偏爱山林、身处繁华却甘于清净、进退从容、宠辱不惊的人生襟怀,诗中醉语纵横,而胸次豁如。

刘禹锡读后深为共鸣,即刻创作古体长诗《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酬和应答。

彼时中晚唐朝堂党争不休、倾轧不止,绝大多数高官权贵深陷权力漩涡、执念功名富贵,纵然坐拥良田庄园、富贵荣华,也终生被公务羁绊、被名利束缚,不得一日清闲、不得一刻自在。

唯有刘、牛二人,暮年双双远离中枢纷争、跳出名利桎梏,以山水消解宦海创伤、以诗文抚慰半生沧桑、以闲逸安放暮年身心,在乱世之外,另得一片清旷从容的精神天地。

这首酬和长诗,正是中唐文人林下超脱、乱世自守的精神写照,也是洛下文人纯粹交游、脱离世俗的代表性名篇。

它将一己的暮年心境、知己的深厚情谊与时代的风气流变熔铸于诗行之间,既见个人出处进退中的清醒自持,也见文人士大夫在衰乱时局下以诗文相慰、以风雅相守的群体姿态,成为那个时期洛下文人精神世界的缩影。

同年,苏州刺史李绅觅得一块形态奇绝、玲珑剔透的巨型太湖奇石,视为稀世珍宝,对其珍爱不已,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历经千里水运,将奇石从江南苏州运送至洛阳,专程赠予东都留守牛僧孺。

此石体势奇伟,孔窍纵横,兼具瘦、透、漏、皱之美,深合时人赏石之趣。牛僧孺得此奇石后爱不释手,将其置于南墅园林之中,借以点缀山水、增添雅韵,使园中景致更添清奇古雅之致。

他兴之所至,随即为此石题作二十韵长篇排律《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将赏石心得以长诗铺陈,寄示刘禹锡、白居易二人,邀约同题赋咏,共同吟咏这段奇石雅缘。

刘禹锡见石称奇,读诗有感,既惊叹于太湖石天然奇绝的风骨姿态,又深感友人赠石寄诗的雅意深致,随即步友人原唱韵脚,精心铺陈、细致描摹,创作十二韵长篇排律《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细致刻画太湖石玲珑奇绝、浑然天成的姿态风骨,既称颂牛僧孺的雅致情趣,也感念李绅千里赠石的知己情谊,同时特意将诗作兼寄江南李绅,使身在苏州、洛阳两地的友人得以诗意相连,成全三地文友诗文联动的雅事。

白居易亦紧随其后、同题和作,三人诗作成套成对、各有千秋、辉映一时,成为跨地域、跨圈层的顶级文人唱和盛事,也为中唐文人赏石、咏石之风增添了一段风雅佳话。

暮春时节,牛僧孺南墅之中千株牡丹尽数盛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满园芳华,堪为洛城春日之最。园中花气氤氲,锦绣铺陈,一派秾丽春光,令人目不暇接。

牛僧孺特设牡丹宴,盛邀刘禹锡、白居易入园赏花、宴饮赋诗、共赏春芳。

刘禹锡漫步园林,满目芳华,初见南墅私家牡丹的超凡姿态、独秀风华,惊叹其华贵不俗、清雅脱俗、艳而不妖、卓尔不群的独特风骨,即兴脱口、落笔成诗,写下七绝名篇《思黯南墅赏牡丹》。

此诗与他早年传世名作《赏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互为姊妹双璧,一诗总写洛阳全城牡丹的盛世风华、天下独秀,一诗专咏南墅私家园林牡丹的清雅姿态、脱俗风骨。

诗作看似通篇咏花、描摹芳华,实则全程托物言志、借花喻人,以牡丹暮春独放、群芳逊色、超凡脱俗、不随流俗的品格,寄托自己晚年远离朝堂尘嚣、超脱派系纷争、坚守本心清白、固守文人风骨的人生操守,物我相融、意境深远、含蓄隽永。

入秋之后,洛阳气候多变,疫病流行,时疫肆虐,多侵染少年壮者,城中百姓多有染病,疾苦缠身,市井萧条,人心惶惶。

刘禹锡暮年体弱,常年多病,体质虚衰,本该是易感人群,却侥幸安然躲过本次流行时疫,得以安稳度日、静心诗文。

牛僧孺身处陪都高位,心系民生时序,有感时疫之扰、秋景之变与暮年之思,刻意选用险韵、自增难度,创作新诗一首寄赠刘禹锡(原唱今已散佚)。

刘禹锡品读来诗,敬佩友人才思敏捷、诗笔精工、险韵自如,遂严格依照原诗韵脚、次第押韵、一丝不苟,创作《牛相公见示新什,谨依本韵次用以抒下情》次韵酬答。

诗作表层文辞谦恭、温婉得体,极力赞美牛僧孺诗文精妙、格调高远、才情不凡;深层内里,则暗自抒写自己半生宦海浮沉、饱经沧桑、阅尽荣辱、暮年淡泊的深沉心境,字句含蓄、意蕴悠长,藏尽暮年文人的沧桑体悟与通透襟怀。

深秋时节,洛阳秋意萧瑟,风露清寒,木叶飘零,万物清寂,刘禹锡独居洛下私宅,以诗文为伴,以闲静养心,与白居易知己相念、随性酬唱,无拘无束、自在从容,尽享暮年纯粹真挚的文友情谊。

白居易晚年闲居洛下,心性淡然,家中自建小台,可供登高望远、临风静坐、暮夜抒怀。一个秋日傍晚,天色清寂,月色初生,秋风微凉,白居易登台闲坐,远眺洛城秋景,静听秋风木叶,触景生情,思念挚友,感念自己与刘禹锡半生相知、暮年相伴的珍贵情谊,随即作诗《小台晚坐忆梦得》寄赠,以清寂秋景寄相思,以浅白文字抒牵挂,末句邀约友人月明入户、乘兴来访、藜杖闲行。

刘禹锡收到友人寄诗、读懂相思邀约,心中暖意融融,即刻提笔酬和《詶乐天小台晚坐见忆》。

诗作先描摹自身暮年独居、清寂恬淡、无事自安的闲适处境,随后温柔回应友人月下邀约,以“高门勿遽掩,好客无前期”作答,意蕴悠长、情意真挚。

所谓“无前期”,便是无需预先约定、无需刻意筹备、无需不拘泥于礼数,兴致所至,便可乘兴登门、随心相聚、把酒闲谈、共赏风月,无车马之喧,亦无宾主之礼,一切全凭心意、随性而安。

只此一句,便道尽二人半生知己、暮年至交之间那种极致的默契与纯粹情谊:官场上的虚文客套早已褪尽,世俗间的种种拘束亦皆抛却,所余唯有随心相交、自在相守的老友温情,平淡中愈见深厚,寻常处愈显珍贵。

暮秋时节,洛阳连日秋雨淅沥,阴云笼罩,久不放晴,天地间一派沉郁,惹得人心寂寥,满目萧瑟中愁思暗生。

常年受眼疾与体虚困扰的刘禹锡,在连绵阴雨中身心沉滞、心绪寡欢,暮年多病的感触愈发真切。

直到秋雨初歇,天光放晴,清风澄澈,秋光明朗,天地才一扫沉郁,万物变得清爽,刘禹锡的心境也随之舒展。

时任河南少尹的皇甫曙见久雨初晴、秋景绝佳,一时心境畅快,当即作诗咏晴抒怀,寄给刘禹锡邀他共赏共感。

刘禹锡读完友人这首咏晴诗作,结合自己暮年多病、历经风雨、久处沉郁终遇晴光的真切体悟,顿生共鸣、感慨万千,随即依韵酬和,写下《詶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怀见示》。

全诗借自然阴晴更迭之景,隐喻人生境遇起落无常、祸福相依、悲喜轮转的道理:久雨对应半生困顿、贬谪流离、病痛缠身、世事沉郁;新晴则对应暮年安稳、知己相伴、诗文自娱、心境舒展。

他从清秋晴光、篱边秋菊、新酒清风之中,重拾年少疏放洒脱的文人本色,消解了暮年病苦与岁月沧桑带来的沉郁,于无常世事中守住了旷达本心,依旧是风骨不改、襟怀不减。

本年十月,刘禹锡安居洛阳,静居读书,览文思古,以饱读经史的文人胸襟,遥念天下文脉兴衰与儒学传承,在闲居中体悟斯文正道,感慨古今变迁。

同月,长安朝堂完成了一代经学盛举:由宰相、判国子祭酒郑覃主持镌刻的《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正式竣工并进献朝廷,后世尊称其为“开成石经”。

这项工程历时数年,精工细作,系统校正了历代五经文字的谬误,规整了儒学典籍体例,增补了经学释义,规范了官学教材,还设置五经博士,将石经立于太学,供天下学子观摩研习、正本清源,彻底规整了唐代儒学体系,纠正了历代传抄讹误,是中国经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传世工程,奠定了后世千年儒学典籍的正统范本。

身为毕生深耕经史、笃信儒学、以文立身的旧臣,刘禹锡听闻石经告成、斯文鼎盛的喜讯,心中满怀崇敬与感慨。

他一生以儒学立身、以诗文明道、以德行处世,半生治学、半生为官,始终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道。

此时他身居东都闲职,远离朝堂,无缘亲赴京师、观礼太学、见证这场斯文盛典,却依旧以文人本心、儒者胸襟,遥念儒学千年传承、历代文脉兴废与古今治学变迁。

盛世斯文、经学鼎盛,是天下文运之幸、士林之福,也让身处乱世暮年的刘禹锡,在朝堂纷争、世事衰颓之中,看到了大唐文脉不息、正道长存的微光,生出无限慰藉与感慨。

十一月,刘禹锡遭遇暮年人生至痛,毕生知己、数十年患难之交令狐楚骤然离世,让他深陷深沉悲怆、无尽哀思,暮年零落、知己难再的沧桑之感扑面而来,他倾尽心力以诗文悼友、辑存遗文、为友立传,以此寄托哀思、永续情谊。

十一月十二日,镇守山南西道、坐镇汉中重镇的令狐楚,猝然薨于兴元官舍,终年七十二岁。令狐楚一生为官清正、勤政爱民、风骨清廉、文名卓著,在宦海浮沉数十载间始终不改其志、不坠其节,深得朝野敬重、士林推许。

临终之前,他神志清明、谈吐如常、尚能吟咏诗文、从容自持,毫无衰颓昏聩之态,宛然平日风范。

临终遗命极尽淡泊,嘱咐家人薄葬简丧、不铺张奢靡,不向朝廷恳请鼓吹仪仗、不乞高位碑铭、不慕身后虚名,一切以简约素朴为要,足见其一生清正、终始如一,至死不曾稍有更改。

其幕府晚辈、后世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念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全程悉心料理丧事、打理幕府善后事宜、整理府中文书,尽心维系令狐楚身后名节,使一代名臣得以体面安息、清誉无损。

噩耗千里传至洛阳,刘禹锡听闻知己离世,瞬间悲痛难抑、心绪崩颓、终日感伤、久久难平。

二人自元和年间订交相识,相知相守、患难与共整整数十年,历经元和中兴、长庆纷乱、大和风波、甘露变局,其间仕路起伏、人世沧桑,数次山川阻隔、仕途殊途、境遇浮沉,却始终诗文相守、情义不变、不离不弃。

甘露之变后,朝堂名士凋零、故交四散、文臣零落,朝野一片萧瑟,二人一在洛下、一在汉中,隔山水千里相望,唯靠诗文往来、笔墨传情、彼此慰藉,在乱世晦暗、人心惶惶的岁月里,相互支撑、共渡沉郁,是彼此政坛依托、文坛知己、人生至交。

令狐楚的离世,意味着刘禹锡最后一位跨时代、共患难的核心知己陨落,从此老境茕茕、音容难觅,暮年孤独、故人零落、世事无常的感慨,尽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为寄托沉痛哀思、悼念毕生知己,刘禹锡倾尽暮年才情、满腔悲思,精心创作含超长序言、五言哭悼长诗的完整悼亡组诗《令狐楚亡后悼亡长诗(含长序+五言悼诗)》,字字含泪、句句藏悲、情真意切、痛彻心扉,成为其晚年所有诗作中最为沉痛、最为真挚、最为动人的悼亡之作。

不止于此,为永续二人数十年诗文情谊、留存令狐楚文章功业、延续当世文脉,他强忍丧友之痛,日夜梳理、悉心校对二人毕生往来的唱和诗作、信札题咏,系统整理、筛选汇编,续编完成《彭阳唱和集》,并亲自撰写《彭阳唱和集后引》,详述二人相交始末、唱和渊源、半生情谊。

同时,他又倾力撰写长篇巨制《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序》,条理清晰、细节详尽地记述令狐楚的生平履历、官德政绩、文章风骨、人品胸襟、文坛地位,为知己立言、为贤者存史、为文脉留痕,倾尽心力让令狐楚的德行功业、诗文风采永续后世、不被岁月湮没。

岁末隆冬,天寒地冻、霜雪渐盛,刘禹锡终日沉浸在思旧悼亡、盛衰零落的深沉感慨之中,在整理令狐楚遗文旧卷、梳理二人半生情谊、与白居易等残存旧友闲谈遣怀中,度过这一年的最后时光。

暮年心境历经离别之痛、岁月之伤、世事之变,愈发通透沉静、淡然从容,于悲慨之中自寻旷达、于零落之中安放身心。

彼时朝堂局势趋于平稳、无大波澜,宦官权势依旧稳固、牢牢掌控朝政,唐文宗依旧暗中筹谋立储、稳固国本,朝堂依旧沉闷拘束、毫无生机。但这一切朝堂变局、权力纷争,早已与闲居洛下的刘禹锡毫无关联,他彻底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淡然处之。

历经数月静养调理,他常年缠身、反复发作的眼疾终于渐渐痊愈、目力复苏、视物清明,长久困扰身心的病痛苦楚得以消解,心境随之舒展清朗。

河南尹裴侍郎见其眼疾初愈、沉疴得解、暮年康健,心生欣喜,特意雪中赠酒、寄诗致意,庆贺他病体康复、可从容闲行、把酒自娱、安享暮年。

刘禹锡收到友人雪中赠酒与新诗,感念知己关怀、冬日温情、病愈之喜,心境豁然开朗、一扫数月悼亡沉悲,随即欣然提笔、作诗酬和,写下《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

全诗轻快明朗、冲淡悠然、喜气盈盈,全无暮年悲戚、离别伤感。诗中“金篦不用且闲行”一句,借用唐代婆罗门金篦治眼的典故,直白书写眼疾彻底痊愈、无需再施医治、无需再受病痛困扰的轻快释然——这一笔写得极其舒展,如同久阴之后忽然云开雾散,胸中积压的滞闷一扫而空,整个人重新获得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松快,那种摆脱疾厄、重归清健的轻盈之感跃然纸上;

末句“若倾家酿招来客,何必池塘春草生”,进一步抒写自己暮年得闲、病愈康健、有酒有友、随心自适的悠然情志,冬日雪景清寒可爱,老友美酒温暖相待,闲行赋诗自得其乐,知己相伴更添欢洽,即便眼前没有春日芳华、池塘春草,亦自有无限清欢、无尽欢愉,全然无需向外求取。

诗作彻底消解了全年的沧桑悲慨、离别之痛、岁月之思,将沉郁顿挫的感怀化入一片温润平和之中,为这沉郁跌宕的一年画上了温润从容、旷达悠然的收尾。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李珏正好在洛阳负责地方事务。李珏跟刘禹锡、白居易关系都特别好,三个人兴趣相投、志趣相合,平时就经常写诗互相唱和,往来酬答不断,彼此间既有文友之间的诗艺切磋,更有知己之间的真诚关切。

听说刘禹锡生病卧床,李珏心里十分挂念,不光派人送了药,还写了慰问信,特意赠了一首诗(原诗没传下来)。诗中开玩笑地管刘禹锡叫“文星”,既夸他才华超群、文名卓著,又带着朋友间的亲切调侃,毫无官场客套,满是同辈知己间的轻松趣味。

刘禹锡收到药和诗,心里暖暖的,特别感动。病中得友人寄药问候,本来就是一件宽慰心怀的事,更何况诗中还有那样风趣的“文星”之谑,更让他觉得亲切温暖。

于是他提笔回了一首《洛滨病卧李侍郎见惠药物谑以文星之句》。

这首诗虽然短小,但感情特别真诚,语言也挺幽默,既接住了“文星”这个玩笑,顺着友人的调侃从容回应,又表达了自己生病时格外珍惜这份友情的心意,把病中的寂寞与得友关怀的感动都写在了短短几句之中。

白居易后来看到刘禹锡的这首诗,瞧见李珏叫刘禹锡“文星”,一下就乐了,立马来了兴致,也和了一首《看梦得题答李侍郎诗,诗中有文星之句,因戏和之》。

诗里写道:“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须防有客星来。”这两句诗玩了个天文梗,一边接着用“文星”比喻,顺着前诗的话头继续发挥,一边又添了个“客星”,暗暗调侃刘禹锡名气太大、容易招人关注,仿佛天上文星行至某处,还需提防客星来扰。

这个“客星”一加,不仅让原本的“文星”之喻更加活泼,还平添了一层俏皮的想象,显得三个人之间特有默契,特有意思。

这段由送药、赠诗、答谢、玩笑和诗串起来的文人互动,既有真切的病中关怀,又有轻快的诗艺戏谑,情谊与风趣交织在一起,当时在洛阳文化圈里传为佳话,成了一桩风雅又有趣的唱和美谈。

纵观开成二年全年,刘禹锡始终坚守自身人生主线,以闲居修身、诗文寄情、知己交游、安顿暮年为核心追求,彻底超脱于朝堂派系纷争、权力博弈、人事沉浮之外。

宦官专权、皇权旁落、牛李党争拉扯不休的晦暗朝堂,不过是他暮年闲居、林下自守的时代底色;而开成石经勘刻传世、唐代经学收官鼎盛、洛滨祓禊雅集冠绝中唐、东都顶级文人集团成型绽放,皆是他暮年文学生涯与人生境界升华的重要时代注脚。

六十六岁的刘禹锡,已彻底褪去半生仕途奔波、功业执念与贬谪沉郁,以病弱之躯坚守文人风骨,以通透心境接纳人生缺憾,以笔墨才情留存时代文运。

历经六朝风雨、半生浮沉与无数离合盛衰,他的诗风早已沉淀为沉静厚重、旷达高远、风骨长存的独特面貌:既有暮年闲适恬淡、从容自安的清雅意境,也藏着英雄迟暮、阅尽沧桑、看淡荣辱的深沉感慨。

全年诗文创作数量丰硕、质量上乘、名篇迭出,留存《思黯南墅赏牡丹》《和思黯忆南庄见示》《酬乐天闻新蝉见赠》《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等一众传世诗作;文事成就尤为突出,他倾力续编《彭阳唱和集》,亲撰后引,又为令狐楚文集作序,系统梳理半生诗文交游,留存中唐珍贵文本文献,为中晚唐文坛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文脉财富。

这一年,他虽常年受足疾、眼疾反复侵扰,暮年体弱多病,又历经知己陨落、世事零落、盛衰无常的多重冲击,却始终文心不衰、风骨不坠、情志不移。

在晚唐乱世沉沦、朝堂晦暗、文运渐衰的时代背景下,刘禹锡以一己诗文、一生坚守,于洛下山水之间撑起中唐最后的文苑盛景;以旷达襟怀安顿暮年身心,以笔墨才情留存时代风雅,最终活出了乱世之中最通透、最从容、最风雅的诗酒余生,成就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唐文坛的千秋文名。


历史传记小说《陋室公梦得先生传》第五十一章 洛滨祓禊,诗洛留芳 结束,下续第五十二章 洛下闲居,诗豪晚霁,讲述开成三年(838),六十七岁的刘禹锡闲居洛阳,彻底脱离朝堂纷争,冷眼静观晚唐宦官专权、朋党交织的颓败朝局。本年他与白居易、牛僧孺高频诗文唱和,以《忆江南》依声填词开创文人倚声填词新范式。历经半生沉浮,他褪去仕途执念,以旷达通透之心安顿暮年,诗风沉郁温润,成就晚年文学高光。

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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