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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巴山撷韵,竹枝鸣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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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3 08:56: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历史传记小说《陋室公梦得先生传》:诗豪的传奇人生史诗

汉邦第八十七世孙 汉家刘爱民 著


【导读】长庆二年(822),唐穆宗怠政荒朝,河朔藩镇复叛割据,元和中兴功业尽毁,朝堂党争迭起、宰辅频换,天下乱象丛生。五十一岁的刘禹锡莅任夔州刺史,隔绝京华纷扰,体察巴渝风土民俗,采撷民间俚曲,革新诗体,先后创作《竹枝词》《浪淘沙》《堤上行》《踏歌词》等传世名篇,融乡土烟火与身世风骨于笔墨,于乱世文坛独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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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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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11-3 08:57:4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十三章 巴山撷韵,竹枝鸣唐

唐穆宗长庆二年,岁在壬寅,即公元822年。

这一年是中唐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国运分水岭,是元和中兴彻底幻灭、晚唐乱世格局正式定型的元年。此前,唐宪宗宵衣旰食,以铁腕平定藩镇叛乱,耗时十余年,扫平淮西、淄青、河朔诸镇的割据乱象,一度收复割据藩镇、重整大唐山河,造就了安史之乱后大唐最为鼎盛的中兴治世。

奈何宪宗骤然驾崩,穆宗继位,新君年少耽于享乐、怠惰朝政、识人不明、驭下无方,短短两年时间,便将先辈数十年积攒的盛世基业挥霍殆尽、毁于一旦。

彼时天下大势已经全线崩坏,河北藩镇死灰复燃,悍然割据自立,彻底挣脱了朝廷管控;中央连年出兵征伐,巨额军费耗尽国库,士卒疲惫厌战,最终师久无功,徒然耗损国力;内地各处方镇接连发动兵变作乱,将帅驱逐主帅、藩镇专权,四海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

朝堂之内更是乱象丛生、乌烟瘴气,朋党之争全面激化,新旧宰辅频繁更迭,贤臣遭贬谪、奸佞居高位,中枢政令反复无常、朝纲涣散松弛,朝廷彻底丧失了震慑四方、制衡藩镇的权威与实力,只能被动妥协、姑息纵容,公开承认河朔割据的既定事实,宣告元和中兴的伟业彻底落幕。

当京华庙堂深陷权力纷争、天下山河动荡飘摇之时,五十一岁的刘禹锡,已经彻底远离了朝堂的权力漩涡与派系倾轧。在洛阳完成了数年丁忧守制、静心蛰伏后,他奉朝廷诏令再度出仕,远赴西蜀夔州就任刺史。

自贞元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半生遭遇贬谪,流落蛮荒之地十多载,辗转朗州、连州等地,受尽宦海浮沉、世事磋磨,早已褪去了年少时的锐意锋芒,沉淀出通透豁达、坚韧不屈的人生底色。

这次移任夔州,虽然依旧是偏远荒郡的僻地闲官,未得到中枢重用,难以施展济世抱负,却是他身处乱世之中难得的清净栖身之所。

身居巴山楚水,隔绝了京华纷扰,他不埋怨仕途困顿,不哀叹身世飘零,反而沉下心来观风察俗、深耕乡土文脉,以山水涵养心境、以民风开拓诗境,吸纳巴渝大地原生烟火与山野气韵,做到破旧立新、雅俗相融,创作出《竹枝词》《浪淘沙》《堤上行》《踏歌词》等一系列震烁古今的文学名篇。

在国运颓靡、文坛沉寂的乱世之中,他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以俚曲新声鸣响大唐诗坛,为日渐僵化的中唐诗文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山野生机,成就了一段贬地行吟、以文立世、绝境生辉的千古佳话。

正月初二日,在历经了整个寒冬时节沿江而上的千里艰难跋涉、承受了无数日风霜雨雪的长途兼程之后,刘禹锡的官船终于缓缓停靠在了夔州的码头。他正式抵达了夔州治所,即今日的重庆奉节,并在这里完成了官方的交接与就任仪式,开启了自己人生中一段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夔州宦游岁月。

夔州坐落于长江三峡的咽喉要冲之地,坐拥着历史悠久的白帝古城与蜀汉遗迹永安旧宫,依傍着连绵的群山,俯瞰着滔滔的长江,地势极其雄壮险要。它上可控扼整个巴蜀地区的门户,下则能扼守通往荆襄大地的水路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巴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与核心水陆交通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商旅队伍必经的西南战略要地。

此地远离了中原王朝的礼乐文明中心,直接接壤着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山川地貌极为险峻,水土气候也与中原迥异,当地民风既保持着淳朴的本质,又带有几分剽悍不羁的个性,其民俗风情更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这里的市井日常风貌、浓厚的乡土生活气韵以及独特的民间风物,都与长安、洛阳等中原繁华都会的景致截然不同,完整保留着最为原始、最为鲜活、最富生命力的巴渝乡土文化本色。

相较于诗人此前曾贬谪流放的朗州、连州等地,夔州的地理形势显得更为壮阔宏大,其历史人文积淀也更为厚重深远。

此地既有瞿塘峡的雄伟险峻、滟滪堆的惊涛骇浪、巫峡的秀丽幽深等天下闻名的绝美自然景观,又留存着蜀汉政权兴衰更迭、刘备白帝城托孤等承载了千年历史沧桑的著名史迹。

这里的山水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诗意与韵味,而这里的山河则直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可谓自然风物与人文底蕴二者兼美。远离了朝堂之上永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与权力桎梏,也摆脱了担任京官时繁重的权责束缚,刘禹锡在此地得以彻底地松弛下紧绷的身心,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驻足停留,以一种沉浸式的方式置身于巴山楚水的壮丽山水与生动市井之间,近距离地、细致入微地体察巴蜀本土百姓的日常生活百态、独特的风土人情民俗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与文学脉络。

彼时镇守川蜀地界的窦巩、执掌东川军政大权的王涯,皆是当世著名的贤能之臣,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文雅士,他们更是刘禹锡相交多年的知心好友。众人比邻而居、同守巴蜀这片土地,在处理完繁杂的公务之余,便常常通过诗文相互酬唱、借以寄情抒怀,彼此慰藉宦途漂泊的孤苦、消解僻地独居的寂寞,这种深厚的情谊与精神上的共鸣,成为了刘禹锡漫长夔州岁月中极为珍贵的精神慰藉与不可或缺的人文知音。

在履行刺史职责的闲暇时光里,刘禹锡常常漫步于乡野村落之间。他亲眼目睹了巴渝大地上独有的民间文化盛景:巴蜀地区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在农闲或节庆之时,都会自发地结伴成群,他们联唱着悠扬的《竹枝》歌谣,和着节拍踏地而起、翩然起舞。

人们以短笛吹奏出清脆的旋律伴奏,同时击打着鼓点来统一节奏,扬起衣袖、欢快地舞动,并即兴地放声高歌。那些曲调婉转清亮、节奏明快鲜活,歌词则全是用当地方言的乡土俚语写成,内容多为市井间的情话、田垄上的慨叹,完全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字里行间满载着山野间的蓬勃生机与人世间的真挚烟火气息。

彼时的当世文坛,普遍崇尚的是风格典雅、用语晦涩、经过精工雕琢的庙堂雅诗,整个社会风气都视这些民间俚曲为粗鄙浅俗之物,认为它们难登大雅之堂,因此无人真正珍视其内在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唯独刘禹锡,他独具慧眼、深刻洞察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与心灵,他深刻地理解到,四方之地的歌谣虽然音调各异,但其中蕴含的情感与音乐之美是相通的;民间歌谣中潜藏着天地间的自然真趣、承载着普通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情感,它们才是最为鲜活、最为真挚的文学创作源头与灵感宝库。

由此,他内心中生发了一个宏大的艺术愿望,决意效仿古代先贤屈原采集楚地民风民俗创作《九歌》的千古先例,深入汲取巴渝地区《竹枝》俚曲中所蕴含的那种原始、蓬勃的生命气韵,然后对其进行艺术上的改良与创新,去其粗糙的部分,存留其精华,从而创作出既贴合乡土气息、又能兼具文人雅韵的全新诗作,以此开启自己诗文创作生涯中一条全新的、富有革新意义的艺术道路。

正月初五这一天,刘禹锡严格依照唐代州府官员履职就任的典制旧例,谨向朝廷上呈了《夔州谢上表》。这份文书,是他正式就任刺史后,用以完成上任谢恩、述职陈情、坦露心迹、表达臣子忠敬之心的规范性官样文章。

然而,在时隔整整十七年之后,当他在此刻回望当年那场轰轰烈烈却又惨淡收场的永贞革新风云往事,心中必然感慨万千。那个当年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立志匡扶社稷、革新朝政弊端的少年志士,历经了半生被构陷迫害、连年遭到贬谪流放、于蛮荒瘴疠之地沉沦困顿的种种磨难,如今早已是鬓发染上岁月风霜、心境刻满人世沧桑。

十余年的光阴,他辗转于各地江湖,流落在僻远之地,一腔壮志始终难以实现,胸中抱负长久无法伸展,这半生的坎坷历程与万般的世事磋磨,此刻都尽数沉淀下来,化为了他笔下《谢上表》中看似程式化却又饱含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字。

彼时唐穆宗即位未久,相较于宪宗皇帝在晚年时对永贞旧臣所采取的严苛打压与防范态度,新君的态度呈现出略微的松弛与缓和迹象,显示出一种不拘泥于过往旧过、能够体恤与眷顾沉沦多年臣子的胸怀。

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刘禹锡这位沉寂了多年的革新旧人,得以被破格起用,再次获得为官一方的机会。感念于此番君王恩德的浩荡与体恤眷顾之情,刘禹锡在《夔州谢上表》中,言辞恳切赤诚,心怀无限敬畏。他坦然地回溯了自己仕途的起伏浮沉与人生的复杂际遇,既不抱怨命运不公,也不归咎于他人,而是以一种坦荡磊落的姿态,自省为官以来的进退得失与人生教训。

通篇文字之中,既蕴含着对自身半生困顿、命运几度浮沉的淡然释怀与超然心境,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即便身处偏远荒僻的州郡,那份忠于朝廷、初心不改的坚定信念与忠贞坚守。纵使屡次遭到朝廷的贬斥、身世处境显得潦倒不堪,他的一颗赤诚之心依旧眷恋着朝廷宫阙,常常怀抱着报效国家、济世安民的宏愿壮志,从未因为个人仕途的坎坷崎岖而改变其忠诚的本心,也从未因为身处逆境困顿而丧失其应有的文人风骨与气节。

这一篇看似寻常的谢上表文,实则字字写得光明磊落、句句透着赤胆忠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代杰出文臣历经无数风霜磨难而忠义之心不曾衰减、身处各种绝境逆境而雍容气度始终不移的广阔君子胸襟与崇高士人风骨。

在赴夔州履新的旅途之中,刘禹锡乘舟沿着巴蜀的江水路途前行,其间途经了云安,也就是今日的重庆云阳。此地滨临长江、紧靠峡谷,风物景致显得格外清幽静谧,江面上常常雾气缭绕,四周的山水笼罩在一片空灵朦胧的氛围之中,其风光情调与中原地区的景致迥然不同。

他在此地暂时驻足停留,眼前的景色触动了他的内心情感,引发了对故友的深切怀念。半生漂泊江湖所累积的孤寂之感、与知己好友远隔天涯的怅惘之情、以及对自身身世浮沉无定的无限慨叹,一时间尽数涌上心头。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首题为《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的诗篇,以此遥遥寄赠给在朝中的旧日好友韩皋与白居易。

彼时的刘禹锡,身上依旧背负着“永贞革新旧臣”这个敏感的身份标签,常年被贬谪在巴山楚水之间,远离了朝堂政治的中枢,半生都漂泊于江湖之地,空有壮志却难以伸展,怀抱报国之心却无门可入。

而他所寄诗的对象,白居易与韩皋二人,虽然此时身居朝廷要职、位列清显重要的官职,但他们也都曾亲身经历过被贬谪外放的岁月,远守过荒僻的州郡,因而深深懂得在僻远之地为官的孤寂清冷、宦海之中起伏沉浮的辛酸苦涩、以及怀有才华却不得赏识重用的落寞心境。

这份彼此相似的人生际遇、互相通达的情感志向与精神心境,使得他们三人能够跨越现实中山水重阻的隔绝,达到心意相通的境界。

这首创作于云安的诗作,是刘禹锡抵达这片蛮荒僻地之后内心真情实感的直接抒发与寄托,字里行间充盈着天涯羁旅之人的萧瑟意绪、身世如飘蓬般零落的深沉感慨、以及独处异乡为异客的浓烈孤寂之感。

同时,它也是他与白居易、韩皋二人隔着重山远水寄托思念、互相倾诉内心衷肠的一份珍贵情感见证,成为了后世学者考证“刘白”之间深厚的知己之交、以及中唐文人群体之间惺惺相惜、彼此慰藉的重要文史佐证材料。

山河大地路途迢递、京师长安遥远难及,半生经历坎坷曲折、人生知己难得相逢,在这动荡不安的乱世浮沉之中,似乎唯有凭借一纸承载着深情的诗文,才能够寄托那份悠长的相思之情,也才能够稍稍慰藉那份无处排遣的寂寥心境。

是年二月,大唐王朝中央政权的疲惫之态与颓丧之势已彻底暴露无遗,曾经一度有望重现的“中兴”基业也随之彻底崩塌,再无回旋之余地。自从宪宗皇帝历经艰辛最终平定河朔地区、暂时收服各地藩镇以来,朝廷为维系北疆边镇的安稳局面,持续耗费着本已有限的国力,倾注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但这一切努力在穆宗皇帝在位期间全然付诸东流,维系了近十年的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瓦解。

朝廷因连年对桀骜不驯的河朔藩镇动用武力进行征伐讨逆,军费开支浩大繁重,导致国库储备耗竭一空,前线将士因长久戍守而疲惫不堪,军心日益涣散缺乏斗志,加之朝堂之上负责军事的将帅们彼此离心离德,朝廷发布的政令与前线军务无法达成统一协调,致使朝廷大军长期作战却不见功效,白白损耗了国家本就衰弱的实力与元气。

此时的朝廷,实际上已经全然无力继续支撑这场旷日持久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更无力有效制衡或威慑那些日益坐大的地方割据藩镇。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势之下,唐穆宗只得颁下诏书,赦免了公开反叛朝廷的将领王庭凑所犯下的所有罪责,并正式册封他为成德节度使,这一举动无异于公然承认了藩镇割据一方、不受朝廷节制的既定现实与政治格局。

这一纸看似妥协的赦免与册封诏令,实际上彻底宣告了朝廷主动放弃了收复河朔旧有疆土、恢复中央集权的根本国策,也意味着宪宗皇帝一朝君臣耗费十余年时光浴血奋战、苦心孤诣所经营构建的平定藩镇、重振朝纲的宏伟功业,到此刻已彻底化为泡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值此时局剧烈动荡、藩镇气焰愈发嚣张跋扈之际,朝廷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派遣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作为宣慰使,孤身一人深入已是叛军巢穴的镇州大营,前去安抚叛军情绪、晓谕君臣之间应有的大义名分、规劝藩镇首领重新归顺朝廷。

彼时的王庭凑手握重兵,为人桀骜不驯、跋扈至极,眼中早已没有朝廷的威严,他麾下的将士们更是甲胄在身、刀刃环伺,整个军营杀气腾腾、凶焰滔天,满朝文武百官都视此次出使为踏上一条必死无疑的凶险途程,人人感到畏惧不已,纷纷退缩,无人敢于承接这一使命。

唯独韩愈将个人的生死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心中所怀揣的只有社稷存亡的大义,毫无畏惧于眼前刀兵林立的凶险局面,义无反顾地径直进入了叛军主帅的营帐。面对四周持刀环立、虎视眈眈的叛军将士,他言辞铿锵有力、气节凛然不可侵犯、忠义大义昭然若揭,以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正道伦常、国家社稷必须遵循的礼法纲纪、以及叛乱行为本身将导致的深重祸患与利害得失,当庭严词诘责王庭凑,句句话语都充满力量,字字都直指其内心要害,最终竟折服了这位凶悍暴戾的叛军将领,迫使他当面许诺解除对深州的围困、暂且延缓进一步的叛乱行动,此后韩愈得以全身而退、安然无恙地返回朝廷。

他这一身忠贞无畏的勇气与节操,这一身凛然不可侵犯的刚直风骨,深深震动了整个朝野上下,其名声随即传遍天下,成为那个昏暗混乱的乱世朝堂之中,一抹难得而耀眼的忠直亮色与正气楷模。

朝堂高层人事的动荡与更迭,亦在这一年二月悄然上演,中枢权力的格局再度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洗牌。才情文学卓绝一时、却热衷于权力争夺与私人利益、并且依附于当时激烈党争的元稹,于此时正式被授予宰相之职,得以跻身中枢最高决策的台阁之中,开始执掌影响朝政走向的话语大权。

到了三月,功勋极为卓著、品性忠直刚正、曾为“元和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朝廷重臣裴度,奉皇帝诏令入京,同样被任命为宰相,取代了此前执掌中枢大权的王播,而王播则随即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调离朝廷中枢出朝任职。

裴度一心只为国家社稷着想,志在整肃混乱不堪的朝纲纪律、平定四方跋扈的藩镇势力、重新振兴国势;他秉持公正之心处理政务,从不结党营私。而元稹则对权位有着深重的执念,私心极重,习惯于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这样两位政见截然相悖、心性品格迥然不同、所属政治派系尖锐对立的官员,同时处在宰辅的高位之上、共同治理国家朝纲,他们之间昔日累积的个人嫌隙与政治矛盾便彻底爆发出来,使得朝堂之上朋党之间的斗争矛盾完全公开化并愈演愈烈。

贤能之臣与奸佞之臣同列于朝堂,为公之心与谋私之心彼此激烈博弈,朝廷内部的无谓消耗与倾轧空前加剧,本就因藩镇问题而颓败混乱的朝政局面,因此变得更加昏暗不堪、各种乱象丛生,难以收拾。

时序悄然步入了初夏时节,巴蜀之地的风物显得格外清新朗润,山水也焕发出新的气象,而川蜀地区的官场也迎来了一股人事上的新风。此前位居宰相之尊、执掌朝廷中枢大权的王涯,因朝廷高层的人事更迭而被外放,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镇守于梓州,主持管辖川蜀一方的军事与民政事务。

王涯为官素有清正廉明之声,勤于政事、关爱百姓,同时性情风雅,喜好诗文。他履职到任之后,便悉心着手整治地方官吏的治理体系、安抚辖境内的黎民百姓、修缮加固城郭防御、修整完善交通驿馆。他更亲自督导疏浚并开凿了驿馆旁的池塘,引注活水营造景观,使得驿馆池水新近涨满、碧波荡漾澄澈见底、周边景致清幽宜人,为蜀地的官署衙門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清雅风光与闲适情趣。

在处理公务之余,游览景物以抒发性情胸怀,王涯感念于眼前风物如此美好、治理政务之余尚有此等闲暇雅趣,便欣然提笔写下了《新涨驿池》一诗,寄赠给四面八方的同道好友,旨在与友人共享蜀地的清新景致、共同抒发为官处世的心境与情怀。

彼时刚刚到夔州就任、立足尚未完全稳固、身处偏远僻地的刘禹锡,收到了这位知己好友寄来的新作诗篇,内心不由得生出欢喜之情,欣然决定提笔酬唱应和,潜心创作了一首五言八韵的排律诗,题为《和东川王相公新涨驿池八韵》。

全诗在章法结构上显得极为严谨周密,对仗运用工整巧妙,文辞典雅清丽,蕴含的情志绵长深远。诗中既盛情赞美了王涯作为朝廷官员所具备的贤明品格、治理政事的有效方略、勤政爱民的务实作风、以及风雅有度的文化素养,凸显其作为贤臣的典范风范;又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驿池新涨之后水光潋滟、风物清幽的雅致景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蜀地山水特有的秀丽之美与当地吏治可能存在的清明之气。

同时,诗作又在字里行间巧妙暗藏了因山水重重阻隔、两人身处两地只能遥遥相望、无法一同游览欣赏美景的深深遗憾与淡淡怅惘之情。整首诗笔墨显得温厚醇和,意境营造得悠远绵长,情志表达得真挚动人。

它既是刘禹锡与王涯二人同在川蜀地区为官、以诗文相互交流知己之情、因志同道合而彼此珍惜友谊的真挚见证,也是刘禹锡本人僻居于夔州之地、将情感寄托于诗文创作之中、通过友朋之间的诗文唱和来互相慰藉寂寞生涯的生动写照。

五月初一这一天,在夔州履职已有数月、对当地民情政务日渐熟稔的刘禹锡,遵循着唐代州府官署那传承千年的典制旧例,为夔州刺史的官厅题写厅壁记,最终成文《夔州刺史厅壁记》,并将其镌刻于石、留壁于厅,旨在存续历史、垂范后世。

夔州作为巴东地区的千年历史重镇,其地理位置恰好处于长江三峡的险要关隘之处,又与西南少数民族疆域相互接壤,因此在地理形势上显得极为险要,在军事与政治地位上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自其建置以来,历经了数个朝代的更迭兴替与无数世事的沧桑变迁,其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独特的风土人情面貌、具体的军政管理制度、以及整体的人文社会风貌,都与中原地区的诸多州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加之地方性的史料文献本就零散不全,相关记载多有残缺遗漏,致使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与往事濒临彻底湮没于时光长河之中的危险。

刘禹锡本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内心始终牵系着文化脉络的传承,并且格外留心于历史整理与保存。在履职夔州刺史之后,他便开始广泛地考据搜罗古今相关典籍文献、深入走访当地的乡绅耆老旧识、细致地梳理与考证地方上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脉络。

在这篇《夔州刺史厅壁记》中,他详细而系统地记载了夔州地区的地域历史渊源、行政建制变迁过程、山川地理的形胜特点、独特的风土与民俗习惯、官署机构的规制设置、以及军政事务方面的利弊得失。

全文条理安排得十分清晰有序,对史实的考据显得详实有据,整体记叙风格严谨而周密。

这篇厅壁记,不仅仅是他履职理政、深入地方、体察民情、用心治理的真实工作见证与文字记录,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补齐了巴蜀地区地方史料中长期存在的空缺与不足,清晰地厘清了夔州长达千年的建制发展脉络与其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从而充分彰显出一代文人官员所具备的广博学识素养与深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济民情怀。

同时,它也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古时期巴蜀地域的历史变迁、地方治理模式演变、以及社会民俗风貌的传承与流变,留存下了一份极为珍贵且可靠的原始文献资料。

六月,朝堂之上的混乱景象与无序状态再度急剧加剧,朝廷中枢的人事安排迎来了极为剧烈且影响深远的震荡与变动,标志着晚唐时期那祸国殃民的朋党党争之祸,已然进入了全面升级与白热化的新阶段。

当朝两位堪称股肱的重臣、被视为朝野内外重要支柱的裴度与元稹,竟在同一天之内双双被罢免了宰相之职,一同退出了朝廷中枢的核心权力圈层,致使朝堂之中那股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再度凋零衰败,贤能忠正之臣也再度失势失位,朝廷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

紧随其后,那位精于权谋之术、深谙官场算计、且心胸狭隘、惯于结党营私与排斥异己的兵部尚书李逢吉,则顺势被授予宰相之位,一举执掌了朝廷的行政大权,彻底掌控了中枢的政治格局。

李逢吉执掌朝廷大权之后,行事毫无贤明臣子应有的气度与风范,心中并无半点治国安民、振兴社稷的宏图远虑,而是一心专注于结党营私、巩固个人权位,肆无忌惮地排除朝中异己势力,千方百计地操纵朝局走向。

他大肆排挤以裴度、元稹为代表的一众清廉正直的贤臣,同时大量安插自己的私党亲信进入要害部门,不遗余力地培植个人势力,进而把持朝廷的言路舆论,使得本就混乱不堪的官吏选拔与管理制度变得愈发紊乱无序。

这些行为,让那个本就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且已日渐显现出颓败之势的朝廷,变得愈发昏暗腐朽、乌烟瘴气,整个官僚体系的治理也败坏到了极点。

晚唐时期那种因朋党之间相互倾轧、无休止的内耗而导致国事被贻误的混乱局面,至此被彻底固化下来,为后续数十年的朝廷持续纷乱、国力不断衰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极其深重且难以根除的隐患。

九月时分,巴蜀大地正值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风光景物显得格外清朗明媚,江面与天空一派澄澈,四周的山色也分外宜人。夔州之地已然褪去了盛夏时节的湿热沉闷,尽情展现出巴山楚水之间所独有的那种清旷高远与雅致幽静的气韵。

刘禹锡在处理繁忙的地方政务之余,依然致力于深耕文学艺术,广泛结交品行高洁的良友,积极提携与教导有志的后学晚辈,并坚持修身养性、钻研学问。

在这僻远贬谪之地,他始终坚守着文人的本心,在学问与德行上精进不懈、毫不懈怠。彼时,一位名叫韦绚的年轻文士,长久以来仰慕刘禹锡的才学渊博、诗文冠绝当世的风采以及其凛然不屈的风骨气节,不惜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夔州,诚心诚意地投奔到刘禹锡门下,以求学问道。

他潜心研习诗文创作,诚恳求教于治学方法与为人处世的道理。刘禹锡一向珍惜才华、爱护后进,且教导他人时从不感到厌倦,他悉心指导韦绚,倾尽自己所学所知进行传授,将毕生积累的治学心得体会、关于诗文创作的深刻体悟、以及立身处世所秉持的风骨气节,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这位年轻人,以此行为为文坛培育后起之秀,延续文化的血脉与薪火。

与此同时,刘禹锡的多年挚友裴昌禹也经过远道跋涉,亲自到访夔州,与刘禹锡实现了久别之后的重逢,此后二人朝夕相伴。

他们一同追忆年少时期的种种往事,畅谈各自在宦海之中半生浮沉的经历与感悟,感慨世事如棋、沧桑变迁。在公务处理完毕之后的闲暇时光里,他们以诗文互相唱和应答,把酒言欢,以此方式消解在僻远之地独居时难免产生的孤寂之感,慰藉彼此半生漂泊生涯中所积淀的沧桑心境。

在这段看似闲居的岁月里,刘禹锡的心始终牵系着朝堂之中的知己好友,他与身在朝中的温造、以及身处川蜀之地的王涯等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诗文书信往来。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寄赠诗篇来抒发胸怀抱负,互通内心的情绪与思绪,互相勉励,共同砥砺前行。他潜心考究巴蜀地区的政治教化与风俗民情,细致地梳理地方上存在的利弊得失,积极地筹划在当地兴办学校、推行教化之事,致力于改良乡土社会的不良风气,安抚百姓生活,规整地方吏治。

同时,他也悉心整理自己半生以来所创作的文稿与诗作,对其进行修订完善,沉淀与升华自己的文学思想。纵使他身处人生逆境之中,个人仕途坎坷多舛,却依旧未曾荒废自身的学问修业,也未曾懈怠最初的人生理想与志向,始终以文人应有的铮铮风骨、士人当守的高尚操守来立身于世、为人处世。

自十月直至岁末时分,秋天已尽,冬日来临,岁暮时节天气日益寒冷,巴蜀的山水也归于一片沉静寂寥之中。

然而,大唐王朝的庙堂之上,却依旧在荒废着国家大事,呈现出一片颓靡不振、混乱不止的可悲景象。

唐穆宗皇帝沉溺于各种游乐享受,怠于处理朝廷政务,荒废了日常的行政庶务,全然不顾及天下藩镇动荡不安、四海之内百姓生活疾苦、国家府库空虚匮乏、社稷江山安危存亡等一系列重大的家国问题。

他屡次离开皇宫,远赴咸阳、骊山等地进行游猎宴乐,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里酣歌醉舞,过着极度奢靡享乐的生活,将朝廷政事抛诸脑后。对于朝堂上激烈的党争、各地藩镇接连不断的叛乱、百姓流离失所等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他却采取了置之不理、漠然视之的消极态度。

庙堂之上,君主昏庸,臣子暗昧,贤能之人与愚昧之辈的位置被颠倒混淆,党争之事从未停息,内部消耗持续不止;四海之内,藩镇兵变屡屡发生,地方割据的局面日益固化,战火连绵不休,各州各县凋敝荒芜。

唐宪宗元和年间通过励精图治所积累下的那点中兴盛世的基础与基业,到此时已彻底崩塌瓦解,大唐盛世所残留的最后一点余晖也彻底消散殆尽。

晚唐时期那种衰败混乱、积贫积弱、内忧与外患交织并存的乱世格局,至此已彻底定型。整个王朝的国运,自此开始一路下滑,走向无可逆转的衰亡深渊。

当京华沉沦、乱世纷扰、举国疲敝之时,身居夔州僻地的刘禹锡,彻底隔绝了朝堂的权力纷争与世俗的名利羁绊,在巴山楚水间寻得了一方清净天地。

他放下宦海得失、看淡仕途荣辱,将全部心力倾注到体察乡土民风、深耕民间文脉、革新诗歌体制、打磨文学创作之中。他常年深入巴蜀的市井乡野、沿江村落与江畔码头,走访市井百姓、乡野农人、舟子歌女,广泛采集巴渝民间曲调、乡土俚曲与市井歌谣,深度吸纳本土的民俗风情、山野气韵与人间烟火气息。

结合自身二十余年贬谪漂泊的沧桑阅历、半生起落的人生体悟、天涯羁旅的乡愁思怀,以及乱世浮沉的家国感慨,刘禹锡推陈出新、破旧立新,将原生质朴的民间俚曲加以提炼升华、雅化革新,创作出一系列根植乡土、自成一格、雅俗共赏、情志深远的经典乐府诗作。

其中,《竹枝词》《浪淘沙九首》《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四组名篇最为璀璨夺目,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夔州巴蜀的雄奇山水、四时风光、市井百态、民俗风情与世俗人心,细致描摹出中唐巴蜀地域的社会风貌与民生图景,为日渐僵化、脱离烟火气的中唐诗坛,注入了全新的山野生机、民间活力与人间温度。

刘禹锡所作《竹枝词二首》,篇幅精短却意蕴丰盈,风格一柔一刚,格调一俗一雅,以极简笔墨写尽人间万般深情。这两首诗分别承载两层意境,对应两种心境,道尽两种人生况味,将世间儿女情爱与天涯游子乡愁诠释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尽显诗人开阔多维的情感格局、通透豁达的人生体悟与超凡高超的艺术造诣。

第一首聚焦巴蜀江畔少女怀春的细腻心事,风格俏皮灵动、清新明快、鲜活质朴,通篇语言纯用口语、明白如话,全无文人诗作常见的雕琢晦涩之感。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一句,巧用“晴”与“情”谐音双关,构思浑然天成、不着痕迹,以江上阴晴不定的迷离雨景,描摹少女面对情愫时忐忑纠结、似有还无、懵懂羞涩的细腻心境,意趣盎然、余味悠长,将民间情歌的鲜活灵动与文人诗的雅致精巧完美融合,既是历代竹枝词中的压卷之作,也是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流传千年、经久不衰。

第二首则笔锋陡转,基调沉郁、意境苍凉,彻底跳出儿女情长的细碎格局,将目光对准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身世感慨。笔墨含蓄深沉、内敛悠远、温柔厚重,将漂泊异乡的孤寂落寞、远离故土的深切思念、半生流落的沧桑无奈娓娓道来,苍凉内敛、余味无尽。

两首诗作同咏“情”字,却一甜一苦、一悦一悲、一俗一雅、一浅一深,既完整吸纳了巴渝民歌鲜活质朴、自然真切的原生风韵,又深度融入了文人细腻深沉的情志思考与人生沉淀,完美承袭了《楚辞》寓情于景、托物言思、以风物寄身世的骚雅传统,开创性构建了文人提炼、改造、升华民间歌谣的全新创作范式,为后世乡土诗歌、民俗乐府的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

而里程碑式的《竹枝词九首》,更是刘禹锡在夔州推动诗文革新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诗歌系统吸纳、改造、升华民间歌谣的标志性典范,具备划时代的文学革新意义与文学史地位。

刘禹锡在诗序中亲笔自述了创作缘起与本心:他效法战国屈原采集楚地民间祭祀歌谣、创作《九歌》、化俗为雅、流传千古的经典先例,立志重塑巴渝俚曲的文学价值,让乡土俗曲登上大雅文坛、载入文学史册。

在中唐文坛,世人普遍尊崇典雅精工、脱离烟火气的庙堂雅诗,鄙夷民间俚曲粗鄙浅俗、难登大雅,无人正视乡土文学的价值与魅力。唯独刘禹锡独具慧眼、突破时代桎梏,深知民间文学根植大地、承载民生,蕴含天地真趣与人间至情,是文学最本真、最鲜活的源头活水。

他凭借自身数十年深厚的儒学涵养、渊博的文史积淀与高超的艺术匠心,对巴渝本土竹枝俚曲悉心提炼、去芜存菁、润色升华、重塑格调,既完整保留了民歌原生态清新质朴、鲜活灵动、烟火盎然、自然真切的本色,又赋予其文人诗的雅致意境、深邃情志、严谨章法与厚重底蕴,彻底打破了雅俗文学之间的森严壁垒,实现了庙堂雅诗与乡野俗曲的完美交融、双向赋能,完成了中唐诗歌极具突破性的文体革新。

整套《竹枝词九首》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绝非零散诗作的简单堆砌、随意罗列。

全诗以夔州本土山河实景、历史遗迹、乡土民俗为创作根基,章法排布极具巧思,逻辑递进清晰完整:开篇聚焦瞿塘险滩、滟滪危石、白帝古城、永安旧宫、巫峡烟雨等巴蜀标志性山水胜景与千年历史遗迹,以实景衬真情、以山河铺底色、以史迹载沧桑,勾勒出夔州雄奇险峻、厚重悠远的地域底色;

继而笔锋缓缓转入人间情态、市井民生,细致刻画巴渝江畔儿女的闺怨相思、市井百姓的悲欢离合、乡野人家的日常百态,描摹人间烟火与世俗温情;再由个人情志、个体悲欢上升至深刻的社会观察与人生思辨,直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市井浮华、世俗虚妄,暗含对中晚唐社会乱象、人心浮动、世事无常的细微批判与深沉体悟;最终回归山居日常、乡野风俗、恬淡生活,以平和质朴的笔触收束全篇,归于烟火本真、生活本态。

整体严格遵循“山水写景—人情抒情—世情思辨—生活归真”的递进式创作脉络,九首诗作各自独立成篇、意境各异、各有侧重,又前后呼应、意脉贯通、层层升华,构成一套层次丰盈、格局宏大、意蕴绵长、情理兼备的有机艺术整体。

字字皆是巴山楚水的真景、真情、真思,句句承载乡土气韵、人间百态、身世沧桑与时代慨叹,是中唐乡土诗歌、民俗乐府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

同年创作的《浪淘沙九首》,是刘禹锡在夔州时期沉淀人生、寄寓心志、承载哲思的核心名篇,也是他贬谪生涯人格风骨与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

《浪淘沙》本为唐代教坊俗曲,体制浅白、格调通俗,内容多为市井闲吟、儿女艳曲,格局狭小、意蕴浅薄,不被正统文坛认可。刘禹锡大破窠臼、推陈出新,彻底革新了旧曲的体制与精神内涵,跳出了世俗闲情、细碎悲欢的局限,为旧曲赋予了全新的人生哲理、精神格局与时代意蕴,最终创作出九首气象各异、情志高远、哲理深邃、风骨凛然的经典组诗。

整套组诗以“江河流水、大浪淘沙”为核心意象,以天下江河为载体,横跨黄河、洛水、湘江、潇湘等千里山河,贯通了神话传说与人间现实、自然风物与社会百态、历史兴衰与人生起落、世俗表象与精神内核多个维度。

九首诗作如同九支独立乐章,各有基调、各有风骨、各有哲思,最终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合奏出一曲雄浑深沉、辽阔悠远、震烁人心的生命交响,道尽了人生磨砺、世事浮沉、岁月更迭的终极真谛。

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一生未曾亲至黄河流域,却以黄河九曲的壮阔意象落笔,这种地理错位的书写,是他身处南方蛮荒之地、心怀中原社稷、坚守理想高地的精神投射,也是他在绝境之中不忘初心、向阳而生的精神写照。

全诗完整蕴含了刘禹锡历经半生磨难、十余年贬谪浮沉沉淀出的三重通透人生彻悟,层层递进、步步升华,格局宏大、意蕴深远。

第一重为自然之美,见于前七首诗作,铺陈出千里江河的壮阔景致:黄河九曲、奔涌滔天,洛水澄清、温婉灵动,江潮奔怒、声势浩荡,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尽写天地山河的磅礴气象与自然造化的雄浑之美。诗人在壮阔自然风物之中,体悟乾坤浩荡、世事辽阔、天地无私,消解了个人身世的困顿郁结与仕途的失意落寞。

第二重为社会之真,集中见于第六首诗作。诗人将视角从壮阔自然山河转向人间市井百态、底层民生疾苦,聚焦江边淘金女子终年辛劳、血汗耕耘、日夜不休的艰苦劳作,对比王侯权贵、深宫美人不劳而获、奢靡享乐、坐享其成的浮华生活,直白揭露了世间劳者无获、逸者奢靡的社会不公,深刻体恤底层民生疾苦、共情市井百姓辛酸,尽显一代文人心怀苍生、悲悯万物的家国情怀与民本初心,让诗作跳出了个人悲欢的局限,兼具社会温度与现实深度。

第三重为人格之光,升华了全诗主旨、凝聚了全篇精神内核,见于最后两首诗作。全诗以“千淘万洒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为核心精神,道尽人生磨砺的终极真谛:人生际遇、仕途前路、世事浮沉,皆如大浪淘沙,千番冲刷、万般磨砺、历尽艰辛,都是成长淬炼、沉淀本心的必经之路。尘世浮名、世俗荣辱、仕途坎坷、人生磨难,皆如漂浮的狂沙,终会被岁月的大浪尽数褪去;唯有坚守本心、淬炼风骨、沉淀心性、历经磨难而不改其志,方能洗尽铅华、沉淀真我、绽放光华。

这不仅是对山水哲理的淡然咏叹,更是刘禹锡半生贬谪、屡遭构陷、常年沦落蛮荒却矢志不渝、坚守本心、不改风骨的真实自我写照。

贬谪生活的坎坷浮沉、无数次绝境困顿,他未曾颓靡自弃、未曾改节失志、未曾沉沦堕落,始终以坚韧豁达、向阳而生的心态直面磨难、坚守初心,这份澄澈通透、坚韧不屈、逆境生辉的人格风骨,尽数凝聚于笔墨之间,流传于千古文坛。

整套诗作首尾呼应、浑然天成,始于黄河天来之水的磅礴壮阔、天地浩渺,终于潇湘迎神古曲的悠远绵长、岁月沉淀,以江河奔流喻岁月不息、以淘沙炼金喻本心不改,格局开阔、意蕴千古、振聋发聩。

身处巴蜀临江水乡,刘禹锡日日坐拥江堤盛景,深谙码头市井百态,他深耕沿江地域民俗,细致体察水乡风物,常年驻足江堤码头,观览朝暮四时的江景变迁、商旅往来与市井烟火。他仿照民间乐府小诗的鲜活体制,贴合乡土气韵与市井风情,创作了《堤上行三首》,是中唐风土乐府、市井纪实的标杆之作,极具民俗价值与史料价值。

三组诗作时序清晰、层层铺展、脉络连贯,严格依照“日暮渡江劳作—月夜江岸闻歌—入夜商船泊栖”的完整时间脉络,从黄昏薄暮的江面繁忙劳作,到月夜清幽的江岸欢歌笑语,再到深夜静谧的商船泊岸安歇,完整勾勒出长江夔州堤岸从白日到深夜、从喧嚣到静谧的鲜活生活图景。

三章诗作前后连缀、首尾呼应、情景连贯,宛如一幅笔触细腻、视角流动、烟火浓郁、生动鲜活的中唐巴蜀江堤风俗长卷,精准定格了长庆年间巴蜀江域漕运兴盛、商贸繁荣、市井热闹的时代风貌。

诗人始终以温润平和、冷静客观的旁观者笔触,细致描摹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往来不息的舟船商贾、沿江劳作的市井百姓、婉转悠扬的民间歌谣、昼夜不息的商贸活动与市井烟火,于平淡寻常的水乡风物、人间百态之中,暗藏对山河风物的由衷热爱、对市井民生的深切共情、对乡土烟火的真挚眷恋,写实传神、意蕴悠长、烟火盎然,为后世还原中唐巴蜀市井风貌、漕运发展、民间生活留存了鲜活的文学影像。

与此同时,刘禹锡深入钻研荆楚巴蜀传承千年的踏歌民俗,通过实地走访、亲身体察、细致考据,厘清了这一古老民俗的千年渊源与民间意蕴。

踏歌是荆楚、巴蜀地区流传千年的古老民俗风尚,根植于楚地礼乐文脉,流传于乡野市井之间:每逢月夜良宵,乡间女子便结伴齐聚江岸,踏地为节、应声而歌、即兴填词、载歌载舞,曲调轻快、舞姿灵动、氛围热烈,是民间最鲜活纯粹的风雅景致与烟火盛景。

依托实地见闻、民俗考据与切身感悟,刘禹锡创作《踏歌词四首》,以新乐府体制书写本土千年民俗、描摹民间盛景、寄托身世感慨、抒发家国乡愁。四首诗作结构完整、脉络井然、层层铺展、首尾贯通,依次铺陈出“月夜踏歌盛景—追溯楚俗千年渊源—夜深歌舞酣畅淋漓—拂晓人散曲终寂静—俗歌岁岁传唱不息”的完整场景,全方位、全时段还原了荆楚巴蜀踏歌民俗从入夜开场到破晓落幕、从一时欢歌到终年传承的完整风貌与人文底蕴。

全诗前三首尽写民俗欢腾、歌舞升平、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的鲜活盛景,氛围轻快灵动、烟火盎然,尽显乡土民俗的生机与魅力;末首笔锋陡转,由乐入悲、由景入情,意境陡然深化,诗人以精妙对比、含蓄寄情的手法,借南人喜闻此歌心生欢悦,北人听闻此曲徒增乡愁的鲜明反差,含蓄寄托了自身贬居蛮荒、远离京华故土、漂泊无依、身世飘零的落寞失意,以及深藏心底、经年不息的家国乡愁。

乐景衬哀情、欢歌藏愁思、盛景寄孤苦,将民俗描摹与个人情志、身世感慨完美交融,含蓄深沉、余味无尽、意蕴悠长,尽显中唐文人寄情风物、托景抒怀的诗文风骨。

纵观长庆二年壬寅一岁,这是大唐国运彻底崩塌、元和中兴宏愿最终幻灭的关键历史转折之年。

宪宗皇帝耗费十余载心血奋力收复、誓死守护的河朔故土尽数复失,意味着中央政权对地方强藩的控制力荡然无存,藩镇割据的格局自此彻底固化、根深蒂固,再也无法挽回。一时间,天下方镇叛乱兵变此起彼伏,四海之内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休,原本富庶的州县迅速凋敝,民生困苦不堪。

朝堂之上,宰辅大臣如同走马灯般频繁更迭,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正直贤能的臣子屡遭排挤斥逐,奸佞谄媚之徒则盘踞高位,把持朝政。穆宗皇帝本人则沉溺享乐、荒废政务、奢靡无度,致使国库储备消耗殆尽,百姓生计日益艰难。

至此,盛唐以来残存的最后一丝盛世余晖已彻底消散殆尽,晚唐那种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加、党争持续不断、藩镇尾大不掉的混乱衰世格局,在长庆二年这一年彻底定型,再无逆转可能。

就在这庙堂已然沉沦、举国陷入纷乱、山河风雨飘摇、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难之际,时年五十一岁的刘禹锡却独自坚守在偏远的夔州之地。

他丝毫没有怨恨自己仕途的坎坷多舛,不曾哀叹个人身世的孤苦飘零,不为命运的多重打击而悲戚,也不因困顿的逆境而消沉绝望。

他选择不以迁谪贬斥的遭遇而自暴自弃,不因身处蛮荒瘴疠之地而意志消沉,不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堕落丧志。

相反,他静下心来,细致观察当地的民风习俗,深入深耕民间文化的血脉,悉心萃取乡土生活的独特气韵,并以此为基础,大胆革新诗文的创作体制。

他采集巴山楚水间的鲜活风情,融汇自己半生沧桑的人生体悟,吸纳真实生动的人间烟火趣味,寄托深沉的家国情怀与身世感慨,在文学创作上勇于破旧立新,做到了雅致与通俗的完美兼融,突破了传统文体的诸多桎梏,开创出一片别开生面的艺术新境。

正是凭借手中的笔墨,他革新了中唐时期的诗歌风气,以诗文立世传志,以铮铮风骨映照整个文坛,创作出了一大批足以光耀文学史册、流传千万世的千古不朽名篇。

在这乱世浮沉、国运颓靡的历史夹缝中,刘禹锡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本心与操守,从容不迫地行吟歌咏,以一种向阳而生的顽强姿态,于逆境之中绽放出夺目的精神光辉。

在寂寥的巴山、苍茫的楚水之间,他成功地开辟出了一片独属于自己的、丰饶的诗文天地与崇高的精神境界。

他为当时日渐走向僵化、脱离现实烟火气息、日益显露出颓靡之势的中唐诗坛,注入了来自山野乡间的蓬勃生机、真实感人的人间温度与深厚坚毅的人文风骨。

正是他,让正处于没落乱世中的大唐文坛,因为巴山夔州这一隅之地传出的俚曲新声与不朽篇章,得以再度绽放出璀璨而不朽的文学光芒,在历史的黑夜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印记。


历史传记小说《陋室公梦得先生传》第三十三章 巴山撷韵,竹枝鸣唐 结束,下续第三十四章 夔城著述 怀古观时,聚焦长庆三年(823)刘禹锡夔州岁月,彼时唐穆宗怠政、朝堂党争初起、时局日颓。刘禹锡贬居三峡却不堕心志,勤理州务、安抚民生、深耕教化,与韦绚论道存史,作《蜀先主庙》《观八阵图》《因论七篇》等佳作,于浊世中守正悟道,成就诗文与思想的鼎盛之期。

汉家刘氏网主是也,祖居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新庵嶂下围,现居广东惠州惠阳淡水。
源明公第156世,邦公第82世,开七公第23世,广东惠州嶂下麦地刘氏(八房长),肇基祖为第十一世祖尚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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