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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兴宁刘氏族谱》所载资料介绍,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在清朝康熙三十九年,即公元1700年,是先着手修缮了开七公的祖墓,然后才创修了刘氏总祠。由于这一过程记载得不够详尽,使得后人对于这座祠堂的具体创建时间感到比较模糊,难以确切断定。那么,是否存在更为可靠、更为精确的文献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这一历史细节呢?
关于岗背刘氏总祠的缘起,它最初并非专门营建的祠宇,而是先祖留下的私有宅院,规模颇为宏大,许多后裔子孙都曾居住于此。正因其本是私宅改建,所以关于它具体始建于何年何月,谱牒中更是缺乏明确的原始记录,在此我们也不便妄下定论,只能依据后续文献进行追溯。
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份重要的契约文书中找到关键线索。根据民国廿七年(1938年)兴宁刘益吾先生编纂的《刘氏族谱·祠宇·冈背祠、广州祠》中,所收录的“附录:本祠原住人共立合同字一条”的详细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首先,联合签署这份合同的,是开七公两大房派的族人代表(此处为行文简洁,暂不列举具体人名)。事情的起因,是我族大始祖开七公遗留下一栋祖宅老屋,这栋房屋原本由“榕树下”这一房的叔侄世代居住、管理。但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老屋已然破败坍塌,而本房人丁财力有限,无力独自承担起修缮的重任。于是,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他们深明大义,自愿将这栋祖传老屋交还给刘氏十四大房的全体叔侄,提议由整个宗族合力共同出资进行重修。如今,各方经过商议,决定动工,并且一致同意,修缮工程必须严格依照老宅原有的格局、制式进行复原修建,以保存祖业原貌。
这份合同中有着明确的规定:整座建筑中,三栋正屋合计共五十六间房舍,包括上、中、下三堂主体,以及四座花厅、左右四条走廊等核心部分,在重修之后,将全部归属于刘氏十四房宗族公有产业,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入住、占用,也不得在其中囤积私人杂物。而左右两侧的附属横屋,连带最初的一层围龙屋,则划归给“榕树下”原来的居住族人,作为对他们交出祖屋的补偿,准许他们永久居住使用。
合同签订之后,为了筹集改建经费,当时族中的举人刘庆文先生特意撰写了一篇《兴宁北厢冈背榕树村修整祖祠簿序》,以此文告开始向全体十四房族人发起募捐,募集资金专项用作将这处私宅改造为公共祠堂的所需费用。
另据同一文献中“又详载本祠事实”部分的描述,我们得以知晓更为具体的工程进程:这座祠堂的风水坐向为正坐寅山。整个改建工程于清代咸丰六年丙辰岁(1856年)十月初十这一吉日良时,正式开工筑墙兴建。工程持续了数年,直到同治元年壬戌岁(公元1862年)冬天,主体建筑部分,即上、中、下三堂合计五十六间房屋,加上左右两侧的横屋二十四间,才全部建造完工。紧接着,在同年的十月二十三日寅时,举行了隆重的“进火”入祠大典,正式将祖先神灵请入新祠。当时,祠堂内共安奉了先祖的谥位神主牌多达一千九百零一位。
此后,祠堂并未完全竣工。后续又进行了增建围龙屋的工程,计划增建二十四间(原本可能只有十八间的基础,后续设计扩建多加六间)。这项增建工程于光绪元年乙亥岁(公元1875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动工,至光绪二年丙子岁(公元1876年),包括新增的围龙屋以及祠堂化胎、前后左右等所有附属建筑,才全部修缮完工。随后,在同年十月十五日卯时,再次举行了进火仪式,此次新增安奉了先祖谥位五百八十六位。
最终,在清光绪二年丙子岁(公元1876年)的仲冬月(即农历十一月),由二十世嗣孙刘泉鉴撰写了《新修岗背刘氏宗祠谱序》,将整座祠堂的兴建始末、规制格局详细记录于族谱之中。而后,刘原深又撰写了《续序》一篇,对前序加以补充,使得整个记录更为完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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